去年两会期间，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先生针对当前我国空气环境生态“脱贫”、降低企业“五险一金”缴费比例、提高光伏扶贫质量等话题，向大会提交了3份提案及发言，其中《发挥我国政治体制优势 打一场空气环境生态脱贫攻坚战》的建议，呼吁我国发挥国家政治体制优势，全力支持促进光伏、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用五到十年时间集中力量再打一场扶贫攻坚战，让全体国民从空气、环境和生态贫困中彻底脱贫!其中的重要观点论述，在两会期间乃至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引发了强烈共鸣，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国内外主流权威媒体纷纷进行深度报道，社会各界进行了广泛讨论。
今年，刘汉元代表将继续认真履行职责、恪尽代表职守，积极建言资政，参与国是，反映社情民意，今年他主要针对制定更具前瞻性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减轻光伏产业税费负担、释放市场流动性、降低水产行业税费负担等方面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和仔细调研，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一、明确可再生能源发展方向 制定更具前瞻性的发展目标
在《关于明确可再生能源发展方向 制定更具前瞻性发展目标的建议》中，刘汉元代表谈到，去年12月3日，在联合国新一轮气候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当前各国的自主减排承诺已不足以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2030年气候目标，需将现有水平提升3倍，才能实现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度以内的目标，若想实现1.5度目标，各国的自主减排承诺则需提升5倍。在随后召开的G20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也再次指出，各方应不折不扣履行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中的承诺，强化2020年前行动力度，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推进新一轮能源革命，控制全球气候变暖、破解雾霾之困已迫在眉睫。然而，当前国家相关部门对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够到位，未能从能源革命和国家战略的高度，进行有效统筹规划、科学引导产业发展，产业政策及发展目标难以满足我国能源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
2016年12月，国家有关部门针对可再生能源发展先后密集出台三份重要规划文件，分别是《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和《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三份国家层面出台的权威规划文件，都为我国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设定了15%的奋斗目标。然而，本应作为积极引领、指导产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却与产业和市场层面的实际发展产生了明显偏差。截止到2017年底，非化石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已达到14.2%，已经非常接近2020年15%的目标，这距离三份规划文件出台仅一年时间。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2007年，国家在规划光伏产业发展目标时，提出2020年装机总量达到180万千瓦，此后历经4次调整，最终确定到2020年底太阳能发电不低于1.1亿千瓦。但截止2018年底，我国光伏装机总量就已达1.7亿千瓦。不难看出，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远远走在了规划前面。因此，及时调整并制定更具前瞻性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无论从积极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角度，还是加快推动我国能源革命，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紧迫且重要的意义。
去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期间，他听取了10位企业家代表的发言，其中包括围绕推动能源转型和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汇报及三点建议：一是坚定推动我国能源革命，明确可再生能源方向，制定更具前瞻性的发展目标，从目前来看，有条件实现非化石能源占比2020年20%、2030年30%、2050年超过50%的目标;二是减免可再生能源税费，对这一新兴产业减税，财力能够承受，又能加速平价上网的到来，预计2-3年内发电成本可与煤炭发电相当，实现完全市场条件下的平价上网;三是推动光伏产业健康发展，光伏发电项目“短平快”，从立项到建成投产只需半年左右，能拉动钢铁、水泥等产能利用，产业规模、市场容量可以连续支撑每年上万亿的投资强度，既加快能源转型又能拉动绿色投资、还能起到稳增长的作用。
听取汇报后，习近平总书记现场有针对性地作出了重要指示和回应，他指出：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提出了绿色发展。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我们也提出要推动能源转型，减少煤炭消费，坚定不移地推进清洁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还谈到，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为全球气候治理蒙上了阴影，但是中国依然会信守诺言，坚定不移的推进节能减排，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推动能源革命，兑现我们在巴黎气候大会上向全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
当前，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都纷纷制定并不断提升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美国经济总量最大、能源消费量最多的加州，2017年已提前3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超过33%的目标，计划到2030年一次能源50%以上来自可再生能源、2040年达到100%，并于去年9月再度立法将2030年的目标提前到2025年完成;德国2017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达到33.1%，计划到2050年实现总发电中可再生能源占80%以上;法国计划到2050年全国电力全部来自清洁能源。英国于2015年12月关闭了最后一家煤矿，并宣布近期将关闭国内所有的燃煤电厂，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开创煤电使用的国家，或将成为第一个告别煤炭的国家。上述国家无一例外，光伏发电都是其可再生能源的第一主角，每个国家使用的大都是中国制造的光伏产品。
事实上，目前以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已经完全具备了快速发展、实现能源根本转型的总体条件。近十多年来，在全体从业者的前仆后继、艰苦努力下，我国光伏产业实现了从一路追赶、齐头并进，到全面超越欧美日韩等光伏强国的华丽转身，推动我国光伏产业一骑绝尘，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市场份额。麦肯锡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光伏产业一骑绝尘，遥遥领先于美欧日韩，牢牢执住了行业发展的牛耳，成为了比肩高铁的“国家名片”之一。无论是解决国内雾霾问题、环境和资源不可持续问题，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还是“一带一路”走出去帮助欠发达国家跨过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光伏产业都足以支撑我国制定更加积极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
针对以上问题，刘汉元代表建议：1、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我国能源革命的重要指示，制定更积极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非化石能源占比2020年达到20%、2030年30%、2050年超过50%;2、制定具体可操作的配套实施方案，增强规划执行的刚性;3、减免可再生能源税费，加快我国能源转型步伐。
二、减轻光伏发电企业税费负担
在《关于减轻光伏发电企业税费负担的建议》中，刘汉元代表谈到，随着化石能源的长期开采和使用，一方面资源的不可持续问题已日益凸显，另一方面全球气候变暖、环境压力不断加大，空气质量问题持续困扰着我国许多地区，加速推进新一轮能源革命已迫在眉睫。与此同时，以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已经具备了快速发展、实现能源根本转型的总体条件。然而，去年5月31日，因补贴缺口扩大等原因，有关部门突然下发通知，将下半年光伏发电规模压缩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以下，6月1日立即执行，给整个产业带来系统性风险，新能源上市公司连续跌停，市值损失3000多亿;许多企业被迫停产，关停产资产规模超过2000亿，行业遭受重创。正是这样一个应予鼓励和扶持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段时期以来，却背负了沉重的税费负担，成为了阻碍行业不需要补贴、实现真正市场条件下平价上网并持续健康发展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他谈到，长期以来，我国光伏产业链上、中、下游各环节都被全额征收各项税费，主要包括25%的企业所得税、16%的增值税及其附加，还有海域使用费、土地使用税、印花税、房产税等多种税费，如再考虑社保因素，税费将更加惊人。仅从光伏发电端来看，每度电负担的税费就已经达到1毛3分到1毛7分。
目前，根据现行上网电价结合光伏发电项目数据平均测算，企业实际缴纳的度电增值税达到6分到8分。企业获得贷款后，作为成本很大占比的利息完全不能抵扣增值税，加重了企业税费负担。基于此，国家制定了相关政策，旨在减轻光伏企业的现实税负压力，如财政部、国税总局于2013年9月下发了《关于光伏发电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66号)，对光伏发电收入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50%的政策。对此项政策，部分媒体解读为光伏行业的一大利好消息，但仔细分析实则不然。由于光伏电站前期投资大，投资回报期长，设计系统寿命25年，要靠多年的发电销售收入逐步收回投资。从财务角度看，一般光伏电站的进项税额需5至6年才能抵扣完，才可能缴纳增值税。但我国光伏发电从2013年起才开始真正成规模态势发展，2014到2018年是发展的高速期。由此看来，只有极少数经营很好的企业，才可能在2018年左右享受此优惠政策，大多数企业无法切实享受。因此，该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实际执行效果却并未达到制定的初衷。
同样作为前期投资大、投资回报期长的水力发电项目，国家已制定并下发了多项增值税减免政策。如财税〔2009〕9号文件第二条第(三)项明确规定，县级及县级以下装机容量为5万千瓦以内(含5万千瓦)的小型水力发电单位，可选择按照简易办法依照6%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此后又出台文件将“依照6%征收率”调整为“依照3%征收率”，进一步减半征收小型水利发电项目的增值税，切实减轻了水力发电企业的税负。
此外，因光伏产业链各环节都需要大量固定资产投入，资金占用量大、占用时间久、投资回报期长，因此不仅取得融资授信较为困难，额度空间也小。同时，光伏发电为重资产投入，大多数项目留存了大额期末留抵税额，据不完全统计，从项目投建环节看，留抵税额占光伏电站投资成本的比例超过10%，无疑增加了资金占用，加重了光伏发电企业的资金压力。2018年6月27日，财政部、国税总局下发了财税〔2018〕70号文件，对部分行业企业退还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主要包括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研发等现代服务业和电网企业。其中，电网企业是指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输电类、供电类)的全部电网企业，光伏发电项目因其属于发电企业(电力业务许可证为发电类)，未纳入此次退税范围。但由于光伏企业面临前文提到的巨大资金压力，存在退税的紧迫需求。
为扶持我国光伏发电行业发展，财政部、国税总局还于2008年下发财税〔2008〕46号文，对符合政府规定的光伏发电企业，从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年度起，实行三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所得税的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光伏企业的发展。但根据光伏产业发展趋势判断，行业去补贴化将成必然，平价上网时代即将到来，上述三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所得税的政策，虽然起到了一定的减负作用，但该定期减免优惠在无补贴项目面临的成本压力面前，无异于杯水车薪，光伏发电企业仍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
2018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减税降费的总体部署下，一系列普惠性减税降费政策相继出台并有效实施，切实减轻了企业税费负担，对中国经济长期保持活力和全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光伏产业等应予以鼓励和重点扶持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仅享受到普惠性政策，未能明显缓解综合税费负担较重问题，亟待有产业倾斜导向的减税降费政策出台，推动光伏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助力平价上网时代早日带来，从而加快我国能源革命进程。同时，以目前我国财力来看，完全有条件支撑对光伏发电税费的减免，其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微乎其微。
针对以上问题，刘汉元代表建议：1、参照小型水力发电项目的增值税缴纳政策，将光伏发电项目纳入按照3%征收率简易征收范围;2、实现企业利息成本进项税可抵扣，并将光伏发电企业纳入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还范围;3、对光伏发电无补贴项目实行所得税免税政策。
三、遵循成功发展经验 支持经济持续向好高质量发展
在《关于遵循成功发展经验 支持经济持续向好高质量发展的建议》中，刘汉元代表谈到，去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的及时召开，起到了正本清源、厘清是非的重要作用，极大鼓舞和凝聚了人心。会后，各部委、各地政府迅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相继出台，有力提振了民营经济发展的信心。与之同时，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分析其根本原因，M2增速持续减缓，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持续降低，市场流动性持续不足是其根源所在。
他谈到，自2016年10月以来，货币供应持续收紧，M2增速一直呈下降趋势。去年11月末，M2余额为181.32万亿元，同比仅增长8%，触及历史最低水平。今年1月末，M2余额为186.59万亿元，同比增长8.4%，增速有所回升，但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我国M2年增速大都保持在15%以上，其中1990-1996年保持在25%-42%之间，同期GDP增速为10%-15%;2001-2010年，M2增速为15%-20%，GDP增速维持在8%-14%。虽然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但从我国及欧美的历史数据看，M2增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的活跃度，与GDP增长呈正相关。我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也充分验证了M2的适度高速增长是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条件。自2017年四季度开始，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开始持续下滑，已从2017年1月的14.8%降至今年1月的10.4%，去年12月该增速更是下探至9.8%，刷新了有数据统计以来最低值。从社会融资规模维度分析，同样表现出当前流动性持续不足。同时，实体经济2A、3A难以取得所需贷款，证券市场持续低迷，2A、3A发债难以完成，2017年上市银行利润占到全部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的47.5%，2018年前三季度该占比也达到了45%，一系列数据都集中表明流动性持续不足!
与此同时，去年我国CPI同比上涨2.1%，离政府工作报告中3%的年度预期有较大距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增速大都保持在8%-14%，CPI增速在3%-6%之间，个别年度超过10%，经济运行总体良好。从全球看，过去30多年乃至更长时间，主要经济体在快速发展阶段，CPI都不会太低，当CPI接近或小于2%时，经济通缩的特征就明显表现。近年来，美国、欧盟、日本的CPI实际或预期增速均接近甚至高于GDP增速，都希望通过积极的CPI刺激经济增长。
因此，一段时间以来全社会对流动性过剩的判断，无异于将中国经济的“冷病”误诊为“热病”。几年来，针对流动性过剩出台的系列措施，又进一步加重了“病情”。这无异于面对经济下行，我们掐住油管喊加油，捏住心脏叫使劲。判断为“过剩”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认为中国M2增长太快，美欧等主要经济体M2都小于其GDP，而中国的M2已经高达GDP的两倍还多，隐藏着巨大风险。事实上，中国经济四十年“摸着石头过河”一路走来，始终伴随着货币快速扩张的过程，不仅支撑了经济高速增长，而且CPI一直控制在温和上涨的范围。另一方面，近年来房价快速上涨影响了对流动性的判断。但事实上，近二三十年来，国内主要商品、食品价格均未大幅上涨，房价快速上涨是我国特殊国情、特殊政策下产生的特殊例子，不能简单认为通货膨胀加剧，更不能作为判断流动性过剩的依据。
针对以上问题，刘汉元代表建议：1、从当前看，持续释放流动性，不断满足市场需求，同时充分认识到适度积极的CPI预期，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和助推剂，在宏观调控时应积极引导和管理这一指标;2、从长远看，改革税制、减税轻负，让企业轻装上阵。
四、降低水产行业税费负担 实现税收公平
在《关于降低水产行业税费负担 实现税收公平的建议》中，刘汉元代表谈到，在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和减税降费的系列部署下，我们欣喜地看到一系列政策措施出台并有效实施，相关部门持续加大工作力度，不折不扣、高效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措施，优化了营商环境，激发了市场活力，企业和群众有了更多的获得感。但当前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税费占营收比重仍然偏高，负担仍然较重。作为我国农林牧渔业中的重要产业，水产行业相较于畜禽行业承担了更重的税费负担，对两个行业实行差异化的税收政策，是导致水产行业难以像畜禽行业一样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重要原因。
他谈到，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水产品消费国，及全球最大的水产品生产和出口国，水产品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消费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和改善，作为优质蛋白质来源的水产品，在我国居民膳食结构中的比重将进一步增加，年均消费量正以3%的增速增长。综合来看，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发展，我国水产业不论在国内还是全球都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目前，我国水产业依然面临着发展速度缓慢、政策制约等困境，其中最大的政策制约因素是与畜禽行业实行差异化的税收政策，极大限制了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目前，在养殖环节，国家对畜禽养殖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水产养殖企业则仍要缴纳12.5%的企业所得税，该政策一方面导致两类企业利润差异巨大;另一方面导致大量水产养殖者不愿进行公司化运作，更倾向于选择以个体户或合作社形式进行经营，避免多缴纳12.5%的企业所得税，制约了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在此背景下，畜禽养殖企业近年来不断加大整合力度，推进产业升级，出现了温氏股份、牧原股份、圣农发展等一批特大型畜禽养殖企业。水产养殖行业目前则仍然以传统养殖为主，排名前五的企业市场集中度还不足5%，远远落后于畜禽养殖企业，产业整体呈现出小、散、弱的局面，也暴露出食品安全、效率偏低、难监管等问题。在流通环节，水产与畜禽产业同样被实行了差异化的增值税政策。根据国家增值税相关规定，在流通环节，鲜活或初加工的水产品增值税税率为10%，而鲜活的猪、牛、羊、鸡、鸭等畜禽产品可以免缴增值税，进一步拉大了两个产业的利润差距。
同时，水产行业在流通环节还面临缴纳印花税的问题。《印花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国家指定的收购部门与村民委员会、农民个人书立的农副产品收购合同免纳印花税。国税发〔1991〕155号文件进一步规定，可由省级税务局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具体划定本地区“收购部门”和“农副产品”的范围。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收购部门一般指肉联厂等国营单位，并未包含个体及民营企业等非公经济主体。农产品交易环节的印花税按照购销合同金额的0.03%征收，一进一出，两个环节的印花税合计0.06%，而大宗农产品交易的毛利率一般只有1%至2%，进一步加重了企业税收负担。
此外，农产品收购发票不能跨省使用，严重阻碍了大宗水产品的流通。目前，向合作社、企业收购农产品，可以取得对方自行开具的普通发票，而向个人养殖户收购时，对方所在的税务局往往对代开普通发票有各种限制，且全国各地的要求也不一致。例如，有的地方规定水产养殖户需提供租塘合同，对于多次转手的合同，税务局不予代开普通发票;有的地方规定，如果个人养殖户名下有法人实体，也不得代开普通发票，而农产品收购发票又不允许跨省进行开具，甚至部分省、市、自治区不允许跨市(县)使用。目前，国家政策允许企业到收购地税务机关凭《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表》领购农产品收购发票，但各地税务机关往往从监管角度考虑，不允许外省跨区域经营的企业领购农产品收购发票。而我国水产品养殖主要集中在华南、华东和华中等水资源丰富地区，与畜禽养殖可就地消费、易于加工的特点不同，水产品存在大量的全国范围内流通，按照目前税法规定，只能在本省使用农产品收购发票，导致公司化运作存在取票难和取票成本高的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刘汉元代表建议：1、建议免征水产养殖企业的企业所得税;2、建议免征水产品流通环节的增值税和印花税，允许农产品收购跨省使用农产品收购发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