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庾岭雄关
大庾岭古驿道
从绝壁中凿出的大庾岭古驿道
导读
苏东坡的名句“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使大庾岭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著名历史节点。唐宋时期，瘴疠之地岭南是被贬官员的流放地，据典籍记载，唐朝有200多位官员被贬岭南，其中宰相49人次，宋代则有400多人次，包括张九龄、宋之问、牛僧儒、李德裕、刘长卿、韩愈、寇准、苏东坡、苏辙、蔡确、章、黄庭坚等历史名人，他们从大庾岭上走过，在大庾岭上镌刻下130多块诗碑，编织成一部独特的古代官场谪迁史。
如今的大庾岭上，千载白云无心出岫，唯历史老人遗世独立，作者沿着苏东坡的足迹“问翁大庾岭”，力图复活历史老人记忆深处的文化精魂。
曾经的攀援，都是一种作别。历史与远方，在大庾岭一步步接近传奇。
在中国地理上，南北的分界线是以秦岭作为“北岭”标志的，而“南岭”则是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五岭”集结。跨越赣粤两省的大庾岭，一直居于“五岭”的要冲。
从2000多年前秦朝在“五岭”开山筑“三关”（横浦关、阳山关、湟鸡谷关）开始，横浦关就成了控制大庾岭要扼的险关。“秦时梅鋗，汉代庾胜，在此筑工事，御百越；陈朝开国皇帝在此建基地，图中原……”历史上的王权变更、农民起义，以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无疑是引发中原氏族纷纷南迁的动因。于是，“南扼交广，西拒湖湘，处江西上游，拊岭南之项背”的大庾岭，既成古代军事的重要隘口，又是客家南迁的主要通道。大庾旧志上说，岭名的由来与两个人有关，“以庾胜戍守”名为大庾岭，“以梅鋗得名”亦称梅岭。
皇城与边地，庙堂与江湖，是皇宫主人和权贵政治打压拓展的疆场，边地也成为被贬官吏人生的沦陷之所。他们的谪迁是人生履历上另起一行的长途，而大庾岭无疑是一个转折点。如果时间可以倒退，从大庾岭拾阶而上，总能与历史上一个个迁客骚人不期而遇。是他们在大庾岭留下的足迹与诗篇，让跨越赣粤两省的通道有了文化地理上的核心内容，甚至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儋州回来的苏东坡曾在大庾岭上张望：“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沿着大庾岭的隐秘通道，将一个个被贬官吏串联起来，俨如一部官场谪迁史。
一
大庾岭的岭石深陷，鹅卵石与青石相互挤压，一如层层叠起的冰裂纹，而大庾岭的记忆不会断裂。那岭间石缝中倔强生长的车前子，岭边青翠欲滴的梅树、香枫、松树，还有络绎不绝的行人，就是最好的明证。
我到大庾岭是2016年清明前的一天，与张九龄奉旨督率民工修筑大庾岭驿道已隔了1300多年。从秦代开始设立横浦关，再到唐代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动工修筑，此前大庾岭有多少次兵毁与修复，因找不到确切的文字，只能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概念了。
张九龄是广东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长安二年（702年），登进士第。应该说，张九龄人生的主要伯乐是唐代开元名相张悦。如果张悦不是因直言得罪了武则天的宠臣张昌宗，被流放到岭南，他就不可能在韶州认识张九龄。一位是官至宰相的朝中重臣，文人领袖，一位是刚刚授予校勘典籍的校书郎。从文章“有如轻缣素练”，能“济时适用”这样的评价，可见张悦对张九龄的赏识与器重。然而，秉性耿直、刚正不阿的张九龄，入阁不久就因“奏章直言”得罪了权臣，正当准备一展抱负的时候，他却被贬了。此前，张九龄的另一位恩师沈佺期已被流放灌州（今四川省都江堰一带）。
当时的韶州、大庾，都是始兴郡的管辖范围。卷起铺盖回家的张九龄，一路上目睹了父老乡亲在大庾岭肩挑背驮运送物资的艰辛。延和元年（712年），李隆基受禅即位，他“励精图治”“改革朝政”，罢免了一批奸臣。就在朝廷急需人才之际，唐玄宗“举天下文藻之士，亲自策问”，张九龄“对策优等”，升为左拾遗（类似于如今的监察部官员）。张九龄虽然出生在官宦之家，心里却装着百姓疾苦。他走马上任，就把岭南人民期盼打通大庾岭的愿望与自己的设想写成奏章启奏皇上。开元四年（716年）唐玄宗不仅批准了他的奏请，还任命他为“修路使臣”，全权负责开凿大庾岭。
众所周知，赣江既是江西最大的河流，亦是长江中游的主要支流之一，同时也是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间流程最长的河流。把赣江之源的章水与贡水合二为一，就成了赣江的“赣”字。而章水作为赣江的西源，它就源自赣、粤交界的大庾岭。章水北流大庾（大余）、南康两县县境之后，在赣州与东源贡水汇合，始称赣江。由长江入鄱阳湖，至赣江溯章水，就抵达大庾岭南麓，而翻过大庾岭北麓，经浈江、珠江，直接可以通往海外，这样一条“黄金水道”却让大庾岭梗阻了。张九龄心里比谁都清楚，只要打通了大庾岭这道天然屏障，就等于贯通了赣粤两省，打开了南北大通道。
有多少官兵，又有多少工匠与民众，参加了1300多年前大庾岭上那场史无前例的凿路工程？根本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在当地的地方志书上，我只看到了大庾岭海拔746米，赣江与珠江两个漕运终点之间的距离是40公里，而这个海拔与里程恰恰是张九龄需要打通的通道。相对于张九龄63年的人生历程，他用1年多时间创造了自己人生乃至中国交通史上的一个奇迹——大庾岭驿道是我国南方现存最长、保存最为完好的古驿道，被誉为“古代的京广线”。
“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转输以之化劳，高深为之失险。”(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序》）大庾岭的开通，在中国交通史上已经超出了一条驿道本身的价值，作为“海上丝绸（陶瓷）之路”陆路的节点，无疑促进了“海上丝绸（陶瓷）之路”的形成与发展。“南来车马北来船”，南北交通的便利，使赣州一跃成为长江、珠江、闽江三大流域的交通枢纽，广州因此成为外贸港口。像水波纹一样漫开的历史画面里，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地的商队蜂拥而至，丝绸、瓷器、茶叶、海盐等，经过驿道南调北运，出现了“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土”的景象，唐代最为繁盛的时候，活跃着外商10万人。
我到达“南安东山大码头”，正赶上春汛，章水不仅失去了往日的清澈，已经很难找到“海上丝绸（陶瓷）之路”中转码头的迹象了，只有滔滔的江水向着赣江奔腾而去。好在，我在大庾岭石壁凿开的驿道，发现了两处明显的凹坑，一如石壁上的水凼，那是马蹄踏出来的蹄痕。这样的蹄痕，远比一眼深井更具时间刻度。
大庾岭蜿蜒，一路上都是有关张九龄与夫人李氏开凿驿道的传奇故事。宦海沉浮，张九龄的一生，远比开凿驿道坎坷得多。后来，由于恩师张悦遭弹劾罢相，张九龄受到牵连。他任宰相期间，举荐失察又被降职……至于谥号文献，那是张九龄辞世后唐玄宗追封的尊荣了。
当然，在赣粤两地，人们对张九龄追怀的方式很多，我在大庾岭张文献公祠感受到最多的是时光回溯的意义。在无数拜谒者心中，张文献公一如神。
二
“他不是被贬官，就是奔波在被贬官的路上。”
或许，这是后人对苏轼官场最为到位的评价了。
43岁的苏轼在调任湖州知州时，写给皇上的一封《湖州谢上表》，让“新党”抓住辫子，引发了北宋年间的一场文字狱——“乌台诗案”。这一年，苏轼到湖州上任才3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此案受牵连者多达数十人。
从此，漂浮不定，一贬再贬，几乎成了苏轼官场的常态。甚至，还有坐牢、被砍头的危险。相对于百姓与社稷的苦难，相对于父母与妻子的伤离，苏轼对这样的打击，以及所有的困顿迷惑都可以一笔带过。然而，苏轼骨子里是一位纯粹的诗人，尽管经历了“乌台诗案”那样的大难，他的生活中也不能没有诗的表达。宋绍圣元年（1094年）的6月，年近六旬的苏轼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他途经大庾岭时挥毫写下了《过大庾岭》：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
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
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
仙人拊我顶，结发授长生。
此时的苏轼把家安置在阳羡(今江苏宜兴)，只带着侍妾朝云和儿子苏过南下。《过大庾岭》是苏轼与龙泉寺住持谈经说佛之后所作，从诗中不难读出他当时把被贬以来的阴霾心情化之殆尽、一吐为快的心情。
其实，苏轼被贬过大庾岭，只是初唐时期诗人宋之问的追随者。早于苏轼300多年前，宋之问因宫廷政变受牵连而获罪，他被贬钦州（今广西钦州市）途经大庾岭时，在《度大庾岭》中写道：“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他还有一首《题大庾岭北驿》也是表达同样的忧伤：“阳月南飞雁，传闻此地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宋之问在诗中期盼着回乡的那一天，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两年后被唐玄宗李隆基赐死于贬所。宋之问与苏轼，都是唐宋杰出诗人的代表，他们有着同样的境遇，而诗中所表达的心境却是殊异的。
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赵煦病逝，宋徽宗赵佶嗣位，大赦天下。苏轼接到从岭南调回廉州安置的通知，已是次年的春天了。这一年，苏轼已经65岁高龄了。然而，苏轼不顾年事已高，一路风雨兼程又到了大庾岭，当他入住客栈再次与店主相遇，千般喟叹万般感慨集于诗中：“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赠岭上老人》）
7年被贬岭南的磨难，让苏轼的胡须都熬白了，个中的困苦从他写给朋友的信中可以找到答案：“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所，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想到因为自己而受到牵连被贬谪黔州 ( 今四川彭水) 的“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还有被贬谪筠州（今四川宜宾市筠连县）的弟弟苏辙，更是老泪纵横。
然而，苏轼还不忘以自己的经历勉励弟弟，他在给苏辙的诗中写到:“七年来往我何堪，又试曹溪一勺甘。梦里似曾迁海外，醉中不觉到江南……投章献策谩多谈，能雪冤忠死亦甘。一片丹心天日下，数行清泪岭云南……山林瘴雾老难堪，归去中原荼亦甘。有命谁怜终返北，无心却笑亦巢南……”（《度梅岭寄子由》）
好事偏偏多磨。苏轼归心似箭，却遇“水涸待舟”。也正是这样的机缘，苏轼在大庾岭留下了“大江东去几千里，庾岭南来第一州”的绝唱。
建中靖国元年的7月（1101年），一代文豪苏轼还没有等到复任，就在常州（今属江苏）途中辞世了。据考，苏轼一生写过2700多首诗，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跻身“唐宋八大家”。“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这是苏轼对自己一生的慨叹。
大庾岭驿道旁那棵“东坡树”，挺立、苍翠，春风与树叶交织的声响，一如神谕。
三
“山岭山麓花不同，北枝花落南枝始。”我到大庾岭错过了梅花竞放的时节，只有从张九成的诗中去寻找了。我想，除了当地人，还有谁能够比张九成对大庾岭的梅花更有发言权呢？因为，他谪居大庾14年。
张九成在宋绍兴二年(1132年)登进士第，能够被宋高宗钦点为状元，可谓才华横溢。尤为可贵的是，他对上司不体察民情滥捕百姓，不仅能够表示强烈不满，与之争执之后还能够“弃官而走”，做到心无旁骛“闭门讲学”。后来，张九成能够任宗正少卿，直至礼部侍郎兼权刑部侍郎，除了他的人品与才华，也离不开宰相赵鼎的多次举荐。赵鼎是张九成的伯乐，而被罢相后，亦成了张九成被贬的主要根源。有时，历史是如此惊人的相似，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张九成与苏轼一样，以“谤讪朝廷”为由被贬。
大庾，古称横浦，是南安军治。张九成从被贬谪居南安军的那天起，他就搬进了大庾城西的宝界寺读书。于是，宝界寺有幸，多了一位“横浦居士”。“夜久余当起”，“大哉黄卷中，日与圣贤对。”这是张九成“寓居城中寺”读史籍、儒书、佛典的写照。想必，张九成的心路历程从儒家的“拿得起”，到佛家的“放得下”，也经历了一定的过程。一个人的“出世”“入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张九成却做到了。他还在卧室兼书房的窗户前种下几根竹子，起名“竹轩”。“吾诵书而有味，考古而有得，仰首而见，俯首而听，如笙箫之在云表，如圣哲之居一堂。爽气在前，清荫满几，陶陶然不知孰为我，孰为竹，孰为耻，孰为不耻。盎盎如春，醺醺如醉，子亦知此乐乎？”（张九成《竹轩记》）张九成如此爱竹和爱书的性情，应与“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苏轼有得一比吧？
从大庾县城到大庾岭下的梅山村，约莫20里路程。在张九成寓居大庾的14年里，他曾经多少次去大庾岭赏梅，是个未知数。“其节劲，其气清，其韵高，冒霜雪而坚贞，延风月而清淑。”对梅花有独到领悟的，张九成应算得上一个。他在《十二月二十四夜赋梅花》的诗中写道：“我来岭下已七年，梅花日日斗清妍。诗才有限思无尽，空把花枝叹晚烟。颇怪此花岚瘴里，独抱高洁何娟娟。苦如灵均佩兰芷，远如元亮当醉眠。真香秀色看不足，雪花冰霰相后先。平生明明复皦皦，一嗅霜蕊知其天。固安冷落甘蛮蜑，不务轻举巢神仙。他年若许中原去，携汝同住西湖边。更寻和靖庙何许，相与澹泊春风前。”虽然，这只是我读到的张九成一首以梅寄情的七言诗，却感到他写得如此的情真意切。
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高居相位十九年之久的秦桧病死，张九成才被“朝廷重新诏用，起任温州知府”。这一年，63岁的张九成，已是白发苍苍，在一步一回首中，透出的是他对谪居之所大庾的依恋与不舍。毋庸置疑，是政治的逆境，人生的低谷，成就了张九成在文学、经学上的高峰。14年谪居南安（大庾），张九成以“横浦居士”的身份在宝界寺写下了许多诗文、书稿，留存的《横浦集》（20卷）就是他在宝界寺创作成果的总汇。因他创办书院，讲授经史，其学派被称为“横浦学派”。
宝界寺的梵音远播，而我在故纸中找到了张九成。一位爱梅爱竹的清瘦老人的面孔，逐渐显现出来。
四
在明代的“三大才子”中，解缙相比杨慎与徐渭，生命历程要短暂得多，他却因为大庾岭多了一层厚度与质感。虽然，杜甫“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是写给蜀汉贤臣诸葛亮的，但面对滔滔的章水，我不禁有了这两句诗的联想。
出生在江西吉水的解缙，17岁进士及第，甫一入仕就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恩宠。从朱元璋对解缙“义则君臣，恩则父子，当知无不言”的话中，不难想象君臣之间的关系。解缙直言不讳，先后呈上了《大庖西封事》《太平石策》的奏折，建议“厉行文治，正风俗，兴学校，省冗官，宽刑罚，轻徭薄赋，依法治国”等，还得到了朱元璋的赞赏。正是解缙的直言为官场所忌，屡遭贬黜。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解缙因上疏为李善长辩冤，以及《论袁泰奸黠状》，直接被革职回家。后来虽被起用，主持编修《太祖实录》《永乐大典》，但在永乐四年（1406）被诬为“廷试阅卷不公”，贬为广西布政司参议，不久又发配到交趾（今越南一带）。
接二连三的挫折，并没有改变解缙的秉性。永乐八年（1410）夏天，解缙同广西布政司检讨（编修史官）王称从工作地出发，经广东、江西到南京奏事，他看到大庾岭南麓遭遇大旱，田地龟裂，水稻无法栽插，心如刀割。一问南安府知府，已经两个月没有下雨了。而在大庾岭北麓的南雄地带，根本就没有干旱的迹象。经过走访，一个大胆的设想在解缙心中形成：借鉴京杭大运河的做法，凿穿大庾岭，，在章江与浈江之间开通一条运河，水源调配、货物运输等都会迎刃而解。问题是，开凿运河工程浩大，没有皇上同意，根本没有动工的可能。
解缙把开凿运河的事放在心中，抑或对家人同事说说倒也无妨，可他偏偏把想说想做的事写成奏疏，向皇上朱棣说了。明摆着，解缙这是把自己的脑袋往铡刀的刀口上送。想想，朱棣正在北方兴建京城，解缙上疏要求拨付银两开凿赣粤边界的大庾岭水运，不等于要割皇上的心头肉吗？何况，解缙还得罪了没有立成太子的朱高煦。加上朱高煦在朱棣面前搬弄是非，说解缙“私观太子”“无人臣礼”，更是惹怒了皇上。结果可想而知，解缙不仅自己锒铛入狱，还牵连了朝廷大臣10多人。
解缙从永乐八年（1410）入狱，受尽了各种酷刑，依然威武不屈。与他入狱的同僚高得抃、王汝玉、李贯等人先后病死于狱中。5年后的寒冬，解缙怎么也不会想到，当年说过“天下不可一日无我，我则不可一日少解缙”的朱棣，会让他万劫不复——被狱吏灌醉活埋雪中。那一年，解缙年仅47岁。解缙罹难后，他家中财产被抄没，妻子儿女，以及宗族还被流放辽东（今辽宁省和吉林省一带）。
大庾岭上的梅花，如何飘落也飘落不到前世了，而梅花傲骨的花魂仍在。
五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汤显祖在南安府后花园听到“梅树还魂”的灵异故事，成就了他“玉茗堂四梦”（临川四梦）之一的《牡丹亭》。
那是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汤显祖任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时，以《论辅臣科臣疏》奏疏，严词弹劾首辅申时行，以及科臣杨文举、胡汝宁，揭露他们“窃盗威柄、贪赃枉法、刻掠饥民”。同时，还疏文对万历登基20年的政治作了抨击。汤显祖此举可谓“太岁头上动土”，后果是惹怒了神宗朱翊钧，一道圣旨把汤显祖贬谪到雷州半岛的徐闻（今广东省徐闻县）任典史。
汤显祖途经大庾岭时，在南安府后花园看到伙计在砍一棵梅树，受好奇心驱使上前探问。原来，府内一位小姐在花园与心上人幽会，被她父亲发现后棒打鸳鸯。小姐为情所困，忧郁成疾，香消玉殒，葬于梅树之下。后来的故事就超出了汤显祖想象的边界了：每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梅树的树叶就会嗖嗖作响，依稀还有女人“还我魂来”的凄惨叫声；新任太守为了免遭梦魇之苦，雇人将园中又粗又大的梅树砍了。
是幻觉，还是虚构？汤显祖不会去探究，他关注更多的是故事本身的传奇。不过，此行只是给汤显祖的创作埋下了一个伏笔。当时，正是枫叶飘红的秋季。走在大庾岭上的汤显祖，从南安府后花园为情所困忧郁而死的小姐，再想到自己的清贫自守与宦海浮沉，心潮难抑，一首《秋发庾岭》的五言律诗脱口而出：“枫叶沾秋影，凉蝉隐夕晖。梧云初暗霭，花露欲霏微。岭色随行棹，江光满客衣。徘徊今夜月，孤鹊正南飞。”他把自己受到的宠辱，还有内心的孤独与不平都藏在了短短诗行中。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申时行“首鼠两端”引起“群臣激愤”而倒台，汤显祖才得到重新起用，调升浙江遂昌县知县。当他“北返重越大庾岭”，在“南安驿馆得知章江水涸”，为有更多的时间以圆“还魂一梦”而感到兴奋。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汤显祖遇到了当年一起赴京会试的好友谭一召，而谭一召又是大庾人，他与汤显祖一样，“上疏得罪权臣，被贬”。多年的挚友相聚一起，没有把酒言欢，而是来到南安府后花园，围绕“梅树还魂”的故事进行叙谈。谭一召知道，汤显祖之前有戏剧作品《紫钗记》问世，他如此迷恋“梅树还魂”故事必有缘由。
那一天，汤显祖与谭一召对各自的处境只字未谈，话题只有“梅树还魂”故事的延伸与拓展：“后来，太守之女托梦路经南安赴京会考的书生，许以终身。书生中魁，掘墓寻美，小姐得以还魂团圆。”一个“因情而死，又因情而复生”的故事梗概，就这样在交谈中形成。汤显祖还给女主人公起了一个惊艳的名字——杜丽娘。
汤显祖在浙江遂昌县任知县5年，“政绩斐然，却因压制豪强，触怒权贵而招致上司的非议和地方势力的反对”。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49岁的汤显祖忍无可忍，“愤而弃官归里”。他回到家乡临川的第一件事，就是投入到魂牵梦绕的《牡丹亭》的创作中。
从贫寒书生柳梦梅梦见花园梅树下的杜丽娘开始，两人在牡丹亭畔幽会，再到还魂幽会，以及起死回生终成眷属的传奇故事，汤显祖先后酝酿与孵化了8年，而进入惊世骇俗的创作还用了1年多时间。《牡丹亭》一剧的脱稿，已是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秋天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与其说这是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中对情与理的发问，倒不如说是《牡丹亭》的创作谈。
戏剧的魅力在于能够“展现人类最真实、最隐秘的情感与思考”。世界戏剧日刚过，我循着汤显祖的足迹，来到了戏剧《牡丹亭》故事的发源地——大庾南安府后花园（今大余县牡丹亭公园），凭吊一位伟大的戏剧家。漫步园内，尽管有“牡丹亭、绿荫亭、蕉龙亭、舒啸阁、芍药栏、梳妆台、玉池、玉池精舍、梅花观、丽娘冢”十大景观，且与“南安东山大码头”连通，而我只记住了牡丹亭的一幅联文：“光照临川笔，春分庾岭梅。”在当地，牡丹亭究竟始建于哪一个年代已经失考，我看到的八角形重檐的牡丹亭，是上世纪90年代重建的仿古建筑。
然而，还有多少的历史记忆在这里保存与复活呢？！
春雨淅沥，百草生发，章江如诉。
六
关楼寂然，时空穿越。
在关楼下，我一脚跨两省，仿佛自己的脚印与大庾岭上的迁客骚人的足迹有了重叠。而关楼上题刻的“南粤雄关”、“岭南第一关”，以及“梅止行人渴，关防暴客来”联文，都是历史的参照与隐喻。
我在大庾岭上的叩访，只是我用心行走与追寻的方式之一。无疑，这样的行走让旅行多了一层文化上的意义。那些春游的师生，往返的旅人都已离去，而走过大庾岭的一个个迁客骚人呢，只有在孤寂中唤醒。张九龄、宋之问、刘长卿、韩愈、苏轼、黄庭坚、文天祥、汤显祖、袁枚等历代名人，都在大庾岭留下了诗作，仅在《大余县志·艺文》中就收集了名人诗作200多首，而刻于大庾岭上的诗碑就有130多块。当然，不排除还有被时间包裹抑或湮没的。
“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想着这么久远的诗句，我在大庾岭上的脚步不由走得更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