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诺曼底登陆后，莫里斯·艾马尔(Maurice Aymard)居住的小村庄受到德国占领军的残酷镇压，大量无辜平民被杀。现为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近代社会经济史学家和地中海史学家的艾马尔，强调了他个人少年时期的回忆如何参与到法国民族的历史记忆中，分析个人记忆如何与集体记忆发生互动，又与官方对历史问题的阐述如何相互作用。
在历史学研究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而且我个人也不太习惯做开幕式的演讲，因为我受到布罗代尔的影响，一直做长时段的历史研究，一般要等相当的历史距离感产生后才能作定性定量分析。我不是研究记忆和纪念活动的历史学家，但最近二十年来我始终在关注历史学领域中这一项新的发展，也就是对历史事件、记忆、纪念活动的构建之间关系的研究。
我的专业是全球史和总体史，但在这里，我却用相反的路径入手，从一段伴随我一生的童年的痛苦记忆开始，通过对个人记忆的反复咀嚼、回顾，通过对历史惨痛事件的见证和回忆，逐渐完成了一个建构的过程。我阅读到别人对同一事件的阐述，那些没有亲身参与到历史事件中的历史学家所做的历史性记叙，我也亲眼目睹了有关这一历史事件的纪念活动的展开，而这些纪念活动也有了自己的历史，显示出它自己的独特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今天讲的这个惨剧，也许只是大海里的一朵浪花。642名村民被屠杀，这个数字跟南京大屠杀30万人、一战中倒下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相比，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样一个规模较小的人口屠杀事件，以及我亲身经历的事实本身，能够使我们更好地从微观层面研究当代史对我们造成的影响。这恰恰是微观历史研究范式下的一个典型案例。我们通过微观史的某个具体案例，就像拆解一架机器一样，把所有零件放在工作台上，然后思考如何把这些零件重新组装成一件有一般意义的机器，或者说建构一个新的历史学的结论。
童年的个人记忆
当时我7岁半，住在巴黎。
发生惨剧的前一个星期，我的父母决定把我和弟弟两个人送到法国中部的一个小村庄去，他们曾坚信这是正确的选择，认为在乡村可以让我们免受轰炸和食物短缺的困扰。当时父亲继续在巴黎工作。长我六岁的哥哥还要继续在高中读书。
利摩日(Limoges)是利穆赞(Limousin)大区的首府，距离巴黎南部400公里。1944年6月10日，当时在法国南部的德国军队疾速向诺曼底开进，准备在这里抵御已经登陆的同盟国军队。我们所在的那个小村庄叫“格兰河畔的奥拉多”(Oradour sur Glane)，村庄的中心地带居住着2/3的人口，还有1/3居民住在周边，特别是上端进口的地方。“格兰”就是下面流经村庄的那条河，“奥拉多”一词来自拉丁语，原指开会演讲的大厅，后来指布道的讲堂，成为“教堂”的代名词。我祖母的房产就在这个村庄西北方向的入口处，距离村庄只有400米的距离。
我的父母亲当时把我送到乡村，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希望把我和我弟弟寄宿在当地的学校里以完成小学课程。我的祖母是小学校长，因此父亲就希望祖母把家里变成课堂，让我们顺利地完成学业。如果我俩调皮，再送到学校里去。幸运的是，我们兄弟两个都很勤勉，每天在家里的课堂呆上3个小时，而且我的祖母非常耐心。
诺曼底登陆4天之后，6月10日星期六下午4点，乡村里的生活还是安安静静，没有任何特殊的事发生，甚至村民们似乎并不知道诺曼底已经发生了登陆的历史事件。下午2点到2点一刻的时候，我爬上樱桃树摘樱桃吃，却在树上看到了一支德军小部队，而以前只是在巴黎才能看到。在这个地区，在法国中央高原那一带比较与世隔绝的一个村庄里，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德军。我亲眼看见这些德军从村庄的入口处开始———那边大概有四户人家，三个男人、两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德军挨家挨户地搜查，从地窖一直搜到顶层的储藏室，然后把那三个男人押解到村口的临时据点。半小时后，那三个村民回来了，告诉我们说德军里有个副官，检查了他们的证件以后，就对他们讲：你们可以回去了，但千万不要离开家里一寸。后来，我才意识到，可能是由于这个副官的良心发现，我们才幸免于这场屠杀。可是在村庄的另外三条进口的路上，德军在方圆两公里进行搜查，把所有人都集中起来。后来，我从中得出了一个结论，虽然在军队里上级对下级可以作强制命令，但也会有极少数的士兵和副官，由于自己的人性尚未泯灭，可能会提供给人们一线生存的机会。
后来我们又看到从路上走来另一些人，又带来一些新的消息。其中有个18到20岁的年轻男子，是当年拒绝到德军去服役的。他说德军的指挥官要求用击鼓的方式召集村民，让大家带上所有证件，到教堂附近的市场那里集合。这个年轻人，因为拒绝去服役属于违法，所以不能到广场上，以免被德军识别出来，于是他就躲在他祖母的房子后面，避免了被发现的命运。这是星期六的下午，在当时的法国，孩子们在星期六这一天的上午、下午都要到学校去上学。也就是说，当时村民们的孩子在下午2点半到4点时，基本上都在学校里。这些孩子的年龄在6到13岁，他们最终都被德军屠杀。
不到4点的时候，有位老大娘，她住在村庄入口处的一个茅屋里，经过我们这儿，说是想去看一下孩子的情况。当时大人们都说不要去，可是这位老大娘讲：我得去。我的祖母作为当地的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小学校长，有一些声望，她跟这位老大娘讲：你去也没有用，但是因为你要去，我陪你一块儿去。小学就在村口。她们走过去的时候，学校已经被洗劫一空了。可是这两位老人都还没意识到，就在150米之外，屠杀正在进行。首先就是在村里充当市场的广场上，屠杀男性居民，然后把妇女和孩子全部集中到教堂里进行屠杀。我祖母对老大娘讲：“你看，你到这里来已经没有用了，还是回去吧。”老大娘说她还要在这里等自己的孩子。我祖母说：“我劝不动你，我没办法，但是我也有自己的孩子在家里，我得回去照看他们。”然后她步行回到自己的家里。那位老大娘最后被德军的机枪扫射，死在学校门口。当时他们不仅屠杀村民，而且用汽油烧毁房屋。我今天的记忆已经比较模糊了，只记得当时处处都在冒烟。
德军在10日夜里悄悄撤离后，11日还有一些德国士兵回来清理他们留下的痕迹，一直等到12日，人们心怀恐惧地回到自己的村庄，才意识到这场屠杀的惨不忍睹。身为儿童的我，当时在一群成年人的庇护下，幸存下来。我听到了村里人讲的一些消息，有的是真实的，有的则让人半信半疑，但是大家都无不怀着恐惧的心情在谈论究竟该怎么做，我记住了这些话，想去理解、阐释这件事情对大家是什么样的影响。外面传来的消息越来越清晰、具体。他们了解到，德国士兵把男性村民集中在6个仓库和车库里，用机枪扫射，然后堆上做饲料的干草烧，那些没有被机枪完全扫死的人，都被火烧死了。而在集中了妇女和儿童的教堂里，德国士兵关起门来，然后从窗口扔进炸弹，待炸弹爆炸后再用机枪扫射，再用草垛堆在他们身上点火烧。
还有一个消息是，村里有二三十人躲在一些不为德军所知的地方，幸免于难。这二三十人中有一部分就是当时拒绝去德国服兵役的年轻人。这些幸存者中只有一个孩子，8岁。当时有40多个从洛林到这里来避难的孩子，他是其中之一，但他的家人都死于屠杀。还有七八个人遭到机枪扫射后受伤，但在德军走后，他们奇迹般地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包括6位男村民，1位女村民。6名男性中有4人当时没被射中，另两人被射中腿部;其中那位女性，在德军往教堂里扔炸弹的时候，手里怀抱着一个孩子，孩子被射杀了，她自己好不容易爬到了离她最近的教堂窗户。当她从窗口跳下的一刹那，德军士兵从远处向她开枪，所幸没有赶过来再补一枪。她跳下来以后，拖着伤腿，慢慢爬到教堂边的花园里，在里面匍匐了26个小时，然后才回到自己家里。这些都是直接的见证者。
我那时是个7岁半的孩子，把这些直接的、间接的见证话语都记在了自己的脑海里，构成我个人对这件事情的记忆。后来，本村的幸存村民以及村外的人前来支援，帮助清理遗骸和遭焚毁的房屋。我有个表兄弟，当时住在利摩日，是基督教救世军的成员，他也来到村子里，参加了善后工作，他后来成为医生。我当时自己也到村子里去了好几次，看到了车库和仓库，也就是集体屠杀男性的地方，但是我没敢进那个惨不忍睹的教堂。几星期后，我亲自参与了由教堂神父主持的受难者葬礼。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从此我再也见不到这些在我父母和祖母这个圈子里一起做游戏的伙伴们了。又过了几星期，我和我弟弟住到离祖母屋子几百米外的地方去躲避，又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说德军又进了村。大家都纷纷地躲进树林里，两三个小时后我们知道德军离开，才回到自己的家里。
被用来建构政策话语的历史事件
我童年时代的记忆，随着人生后来的发展逐渐地立体、丰富起来———第一是通过历史学家的记载，第二是通过历史遗迹的存在，第三是通过人们组织的一系列纪念活动。如果把历史、记忆和纪念活动作为一个持续的进程，我宁愿把历史放在最后，首先是记忆、纪念活动，最后才是历史，因为历史是对前面事情的一个研究结果。
惨案发生后，人们就迅速做出了决定，要把这个村庄作为永久保留的记忆的场所。11天以后，也就是6月21日，维希政府在利摩日的行政长官发表了一个演讲。在发言中他讲到这个遗址时说：我是作为一个受难的朝圣者来朝圣的。几天后，贝当元帅在致希特勒的一封信里，一方面把这个屠杀事件归咎于德军对抵抗战士的一种报复;同时，他又向希特勒指出，德军所采取的这种行为，其残忍程度已经超过了人类一般能接受的限度。
1944到1945年的冬天，在所有通向村庄的路口都挂上铭牌，上面写着“你要记住!(Souviens-toi)”，下面是英语“Remember”。我当时是8岁，这是我学的第一个英语单词。在那个时代，学校里教的第一外语是德语。在欧洲一直到1945年，德语依然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通用的国际语言。用命令式的方式写出来的这句话，后来成为历史学界和政界广为引用的一个词，即公民对历史有记忆的责任。
在法国解放以后，事情的进展就完全不一样了。村里的受难者被定性为“烈士”，这个“烈士”是指有宗教含义的，是为宗教信仰而献身的那些人;法国政府将这个村庄被命名为“受难者烈士的村庄”。
1945年1月，法国已经解放了，但欧战还没结束。法国政府决定把那座教堂定为国家历史文化遗产，而把这个村庄作为一个历史遗址加以保存。由国家出面把整个村庄的遗址建成一个活的博物馆，然后按原样在另外一个地方重建村庄。并且，国家决定资助由村庄、地方一级组织的“遗址保存委员会”，给他们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
从1945年6月开始，每年都会举办纪念活动，出席纪念活动的有省行政长官、副长官，省和大区的民选议员，以及当地居民、具有爱国性质的协会和组织。1945年3月5日，戴高乐将军亲自来到遗址凭吊受害者。他说，今后不允许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保证法国的独立。他说，我们不能把独立的愿望寄托于任何一个国家，哪怕这个国家有最善良的愿望，戴高乐讲这番话的时候，他指的是美国和英国。他说只有依靠我们自己，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才能保证我们自己的独立。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利用奥拉多惨剧这个历史事件来建构自己政治话语的是戴高乐将军，他用这个惨案建构了法国谋求独立政治外交政策的基石。
纪念之外，也有另一种遗忘的意愿
但是奥拉多惨剧年复一年的纪念活动，其独特性远不止于此，因为在好些年里，它不是一年一次，而是一年举办两次不同的纪念活动。从1953年到1980年代，每年一次最正式的纪念活动，是由奥拉多“受难者遗属委员会”组织的，排除了任何政府、要人、官方政府代表的出席。
从1848年男性公民有直接投票选举权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前，在“上威亚纳 (Haute-Vienne)”大区，赢得大选的多数党派一直是左派。当地有很多村民是有自己田产的小农，这也是利摩日大区的一个特点，他们有时会投票给法国共产党。而在大区的一些城镇，有商人、手工业者以及一些上流社会人士，他们投票的对象往往是社会党，不是共产党，但是不管怎么样，是投给左派的。在1948到1953年的5年任期中，奥拉多曾选出一个来自法共的村长;后来，在奥拉多这个小村庄获得重建，人口渐渐恢复过来以后，村民再选举，把票投给了社会党。在这段时间内，就开始出现了两个并行的纪念活动。一是法共组织的纪念活动，1949年6月12日，法共在奥拉多组织了一次叫作“受难者朝圣”的活动，由著名诗人路易·阿拉贡以及法共的另一位重要思想家来牵头。这个朝圣活动结束后，给村政府留下了一本贵宾签名簿，里面还有毕加索和费尔南德·莱热(Fernand?Leger)的作品。后面还有一段留言，以奥拉多村民的名义祝贺斯大林60岁寿辰。另一个则是由“受难者遗属委员会”组织的沉默的纪念活动。“受难者遗属委员会”一方面强烈呼吁尽快重建村庄，另一方面推动国家承认每个受害者家属的法律身份。
但1953年后，事情发生了变化。因为当年在波尔多举行了一场审判，罪犯就是参与奥拉多屠杀的那几名士兵。1953年，二战结束8年了，调查虽然进行了很长时间，但只找到了有限的几名德军士兵，而且在这些士兵里，真正德国裔的还是少数，其中有十来个都来自阿尔萨斯。阿尔萨斯在1940年法国战败后，成为德国领土，这片土地上的年轻人甚至中年人，都被强征加入德军队伍。
那时，奥拉多的居民强烈要求对屠杀村民的刽子手，包括阿尔萨斯籍的这些士兵执行死刑。而那时已经重回法国版图的阿尔萨斯那里的民意，则强调这些士兵是被强行抓去的壮丁，“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而是被迫应征入伍”。1945年，阿尔萨斯举行了全民公决，表决归属法国而不是德国。因此，当时的阿尔萨斯的民意认为，这些阿尔萨斯本土的青年虽然参与了屠杀，但他们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们无法抗拒上级的命令，否则就要被处死，他们不能接受这些青年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由此，本应像东京审判或纽伦堡审判一样，被永久翻过历史一页的这次审判，却重新燃起了深刻的民意对立。而且在审判的过程中，因为当时下令屠杀的德军指挥官并不在场，直接的指挥者德国人迪克曼则在6月19日，即惨案爆发后9天，被诺曼底登陆的盟军打死;而与屠杀有关的一位德国将军，生活在德国的英军占领区，而英军拒绝把他引渡给法国政府。
这次审判从1月一直持续到2月，判决结果是对这十来名士兵，部分判处死刑，部分判处终身监禁。政府不能干预法庭的审判，于是一方面，法庭做出了自己的宣判，同时法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特赦了这几名阿尔萨斯籍的士兵。法国中央政府总是要在地区的张力中寻求平衡，议会通过的法案说明阿尔萨斯的民意战胜了威亚纳这个受难者地区的民意。当时的戴高乐将军虽然已经下野，是第四共和国的反对党，但是他本人也赞成第四共和议会所通过的这个决议案。法案通过后第二天，这13名阿尔萨斯士兵被释放。另有5名德国士兵被判处终身监禁，几年后被释放。两个被判处死刑的德军士兵最后被改判为终身监禁。基于这个大赦、特赦的法令，参加这次集体屠杀、但没有被找到的士兵，最后都没有受到司法的追究。
大家可以想象这项特赦令在奥拉多以及周边地区，乃至整个大区引发的强烈不满。当地民选的议员，包括村里的、省里的、大区的议员，退还了中央政府向他们颁发的纪念战争的勋章。而且他们把以戴高乐将军的名义颁发给村庄的纪念铭牌也退还给中央政府。当时法国中央政府决定建立一个非常壮观的像纪念堂一样的公共建筑，准备把所有受难者的骨灰安葬在里面，但“受难者遗属委员会”拒绝了，而是自己募资建造了另一个纪念堂用以安葬骨灰。然后他们在村庄的入口，铭刻了受难者的名单以及国民议会中投票赞同通过这个特赦法案的所有议员的名字，其中就有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名字。这个名单一直矗立在那里，直到1965年才被取下。“受难者遗属委员会”做出了一项惊人的决定，从那年开始，奥拉多惨案的任何一次纪念活动都不允许任何一位政要出席。这里只有一个例外，就是1962年戴高乐将军重返政坛后，奥拉多的村民给他破了例。一般来说，具有全国意义的纪念活动是由国家组织和资助的，但也有一些例外，比如“五一劳动节”虽然涉及全国，但都是由工会而不是由政府组织的。
这些遗属和遗属的后代，直接具有一种亲缘上的合理和合法性，但是到了1990年代以后，随着这些遗属的逐个离世，他们对受难者个体的代表意义也已经越来越弱，纪念活动则被扩展成一种抽象的、更广泛意义上来管理记忆的合法性，来排除国家由组织纪念活动的合法性。
为了理解法国第四共和国议会政府所做出的这一决定，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去挖掘：第一，当时的法国政府和欧洲其他国家政府，都在重新考虑把西德作为欧洲的、大西洋联盟的一个合法成员，让它从政治上和军事上重返欧洲，这也就是当时欧洲一体化的雏形。当时欧洲一体化的方案里，曾经有过一个欧洲防务一体化的计划。虽然法国议会在1954年夏季否定了防务一体化的方案，但之后又签署了另一项法案，即允许德国在一定条件下进行重新武装，成立国防军。因此，法国是在一方面准备把德国变成军事盟国的过程中，同时又把它的公民判处死刑，这是当时法国政府想尽量避开的难题。与此同时，经过纽伦堡审判，包括贝当审判等一系列审判之后，法国的广泛民意是希望翻过历史这一页并实现民族和解。事实上，很多通敌的叛国者、法奸，在法国解放后几个月里，就被民众自发组织的法庭或是政府组织的法庭判处死刑，甚至多是已经被执行掉了。1958年，在法国所有监狱里只剩下18个因为通敌、法奸罪名而服刑的犯人。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我们有历史记忆的建构，通过历史事件的纪念活动使记忆永不泯灭的努力，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另一种遗忘的意愿。
屠杀前后的村庄照片构成了我童年记忆的素材，很多后来被印成了明信片，广为传播，也成为历史学研究的史料。这些已经传播出去和没有传播出去的照片，参与了人们对于战争、屠杀记忆的建构，但是按照原样重新修建的村庄的照片，我们在网上几乎找不到。今天这个村庄的居住条件，比以前被摧毁的那个村庄舒适度更高，人口也在增长。1944年时这个村庄里只有1400人，现在这个村庄的人口是2500人。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吸引了一些手工业者，甚至到这里来设厂的商人。这里出现的人口增长和法国其他乡村地区人口递减的情况正好形成对照。当地村民用了很长时间、花了很多精力和资金来建设遗址和博物馆。举个例子，我有位邻居，当时是个有15公顷土地的小农场主，他把农场租给别人，自己去做了修复遗址的建筑工人。他成了一家建筑企业的正式工人，领取工资，同时领取国家的家庭补贴。在旅游业发展后，在整个行政省里，这个村庄是人们最大的旅游目的地。2007年，一共有30万游客到这里来参观。
对战后重建记忆的思考
我想做三点总结：
首先，对历史事件的研究、调查分析比较缓慢，因为很多资料在四五十年后才解密。很多研究著述引用的史料基本是一致的，也没有带来新的结论或观点。通常人们认为发生大屠杀的原因是法国抵抗运动给德军造成重创，德军为此实施报复，在法国其他地方的惨案大多是如此。而历史学家对奥拉多惨案的调查却发现了一个相反的情况，就是德军是有意选择了这个村庄进行屠杀，因为这里从来没有出现过抵抗运动。最近的研究表明，当时德军驻扎在离村庄15公里的地方。德军有意选择一个无辜的村庄屠杀，这件事情本身使得德军的罪行更加令人发指。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奥拉多举行的这些纪念、记忆建构的活动，实际上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前瞻性的榜样。1997年，利摩日省议会议长(他是利摩日大学的一位历史学教授)提出要在这里建一个叫作“记忆”的中心。这个建筑很特殊，跟我们以前和今天建的博物馆都不一样，要通过地底下才能进入。1999年，法国左右共治时的总统希拉克(他代表右派)，前去参加这座博物馆的揭幕典礼，陪同他的是法国社会党文化部的女部长，她是阿尔萨斯的议员、市长，是阿尔萨斯人。这样，这件事情就翻过了历史的一页，从此以后，每年一度的纪念活动中，当地的民间组织再度接受国家政要出席。
第二个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奥拉多在法德和解中所起的作用。2013年9月4日拍摄的一张照片中，我们看到三位领导人在这里握手和解，左侧是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右边是德国总统，中间的那位，年届九十的“受难者遗属委员会”主席，是这次大屠杀的最后一名幸存者。这张照片就摄于刚才说到的那位幸存妇女跳下的教堂窗户前，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当然，在此之前也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活动。比如在2004年，诺曼底登陆60周年时，德国总理施罗德亲自参与了诺曼底登陆的纪念仪式。施罗德那时故意避免去凭吊同样是在诺曼底首府附近的、埋葬了21000名德军遗骸的墓地。其中就包括当年直接指挥奥拉多屠杀的那个德军指挥官迪克曼。在东西德统一之前，有两名参与这次屠杀的德军士兵逃到了东德，最后被查出来，被判处终身监禁，到德国正式统一以后，他们才获得了释放。最近，科隆一法院在审理一件战争罪的罪行，其中一名德军军官被指控犯有25项反人类罪，其中一项跟奥拉多相关。
在德国，民众的情绪已渐趋平缓，不再有很大波动，德国的政要现在已经越来越频繁地参与二战的一些纪念活动，比如，默克尔总理参加了诺曼底登陆70年的纪念活动，法国总理和现任老战士部部长，一位阿尔及利亚裔的法国人，也亲自到奥拉多去祭奠亡灵。以奥拉多村庄为例的记忆、纪念活动，既反映出法国和法国人之间，如法国人和阿尔萨斯人之间的记忆的冲突，也反映出法国和德国的记忆的冲突。
最后一点，在战后重建记忆这方面，奥拉多案例应该说做得很成功，甚至引起了其他人的嫉妒。比如在奥拉多事件发生后不久，1944年8月，在法国的另外一个村庄，有124名村民被德军屠杀，据说是因为当地的居民反抗德军而遭到的报复。这个村庄在原址上又被重建起来，而没有像奥拉多这样用保存遗址的方式纪念。2008年，时任总统的萨科齐在8月25日这个屠杀纪念日，到这个村庄发表了演说。这个演说显然好像不是他撰写的。他说，我们长时间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没有进入我们的记忆，我们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对于受难者及其遗属表现出漠然的态度，是国家所犯下的道德上的错误。
还想提一下，在1956年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开战时，有一件事情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1956年4月5日，《世界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位研究基督教早期历史的教授，也是一名坚定的基督教徒，文章标题是《法国，我的祖国》。他在文中猛烈抨击了法国军队对阿尔及利亚抵抗战士所犯下的暴行，谴责法军占领当局在阿尔及利亚建立的集中营、实施的酷刑和集体屠杀。他把这种罪行比作“阿尔及利亚的奥拉多”，他希望不要把他的名字和法国这个祖国的名字混在一起。这也是关于记忆的另外一种历程。这篇文章对当时20岁的我形成关于政治、国家的观念，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莫里斯·艾马尔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 现场口译/韦遨宇，整理笔译/臧术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