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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年来，中、韩与日本之间因历史认识问题屡生摩擦，成为影响东亚和平稳定的症结。东亚三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有着长达千年的深远历史文化渊源，三国人民之间有着情同手足的友谊，但历史记忆与历史认识的差异却成为损害三国人民感情和友好关系的障碍。对此，东亚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深感忧虑。本刊特邀请分属三国的四位研究东亚历史并关注东亚关系问题的资深学者，从不同视角对东亚历史问题作深度解读，希望能给读者一些新的启示。
东亚历史记忆(专题讨论)
[提 要]
步平认为，虽然在政治层面围绕历史问题的对抗与斗争已成为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标志性特征，至今仍没有缓解或消除的迹象，但在学术层面的跨国共同历史研究也在提示人们，对东亚各国间的历史对话应有期待。因为，学术研究可以建立相对冷静的思考空间，保持相对安静的对话环境，避免极端政治的干预和极端感情的影响，而历史学研究重视历史资料与历史事实的学术传统，为在东亚学者间进行学术层面的对话提供了基本保障;处于学术研究层面第一线的中日两国历史学者长期以来已建立了相对密切的交流关系，能够创立共同研究的局面。
村田雄二郎认为，在近现代历史上，东亚国家尤其是日本先后经历了日清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亚洲太平洋战争(简称“二战”)。这四个不同的“战后”，不仅导致日本内政发生巨变，也引发东亚格局产生巨变。日本的战时体制既形成促进战后民主化的社会基础，又与日本的军国化及对外扩张形成一体推而进之，唯一例外是第四个“战后”，在“和平与民主主义”理念下推行了没有军扩也没有殖民主义的民主化，但日本对“战后”特别是去殖民地化问题的处理，随着“冷战”这一新的战时体制的出现，完全被非军事化问题冲淡了，使得帝国时代民主化所内含的殖民地主义责任被忘却;这既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没有败给中国”、“甲级战犯的责任是战败责任(不是战争责任)”等历史认识，也可以说是战后日本去殖民地化的局限。
裴京汉认为，近来持续升级的东亚历史矛盾，与其说是学术领域的争议，不如说是国家权力或者国家权力巨大影响力背后的普通大众的民意所向;而民族主义的理念，又对这种国家权力给予凸显与深化。为了东亚三国实现和平共荣的目标，构建所需的历史记忆，各国均须从东亚历史共同体的角度出发研究历史，正视和解决历史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防止和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借国家政策名义复活，增强“广泛的民族主义”觉悟。
李长莉认为，日本一些设计并不准确的舆论调查及其有所偏失的解读，对两国媒体和民众造成误导，对两国“国民感情”造成了损害。虽然由于历史原因，中日两国国民“历史记忆”和“历史认识”存在差异，对两国国民感情和两国关系形成阻碍，但在两国民间仍然存在着深厚的友好感情基础，特别是日本民间一直有和平人士坚持进行反省战争、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罪行、致力于中日友好的活动，在日本多地也留存着孙中山革命活动等近代中日友好的遗迹，可以作为两国民众共有的“历史记忆”。这些都有利于增进两国“国民感情”，共谋和平友好。当今两国经济联系愈益紧密、民众相互来往增多及交流日益扩大，两国民众需从“历史记忆”的相互了解和共有做起，向“共同历史认识”趋近，通过“历史共有”奠定中日世代友好的“国民感情”基础，共同开创永久和平的未来。
东亚历史问题对话之前景
步 平
历史问题是长期阻碍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战后七十年来，东亚地区的中日韩三国间围绕日本发动的侵略中国战争的历史，以及日本对朝鲜实施殖民统治的历史，在认识上始终存在争论。因而在国际社会看来，围绕历史问题的激烈对抗与斗争已成为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标志性特征，至今仍没有缓解或消除的迹象。
不过，从2002年起，中、日、韩三国的学者就开始了共同编写东亚近现代史的努力，目前已出版了两个阶段的研究成果;而韩日与中日间由政府主导的历史共同研究也分别于2002年和2006年启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报告书更于2014年出版。由于笔者参与了上述学者间和政府间两个不同层面的共同研究，因而认为，近十多年来的跨国共同历史研究在预示或提示人们，对东亚各国间的历史对话应有期待。
一、中日韩三国历史学者共同研究与对话的实践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东亚地区的中、日、韩三国学者间关于历史问题的学术层面的对话日渐活跃起来。三国的历史学界不同程度地关注拓宽本国历史学视角的问题，日本一些大学组织了有日本、美国、中国(包括台湾)、韩国学者参与的关于“东亚的相互认识与误解”的研究，就东亚历史认识的问题点进行讨论，并提出了研究报告;[1]中日韩三国学者还围绕日本社会出现的编写“新历史教科书”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动向进行了学术交流，以东亚各国民众间历史认识的相互理解为目标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东亚的共生与历史教科书的问题，[2]并分别提出了以共同研究为基础的成果。[3]
进入21世纪后，东亚地区历史学者的对话主要体现在共同研究与编写历史书籍和教材的努力上，并且有了新的成果。2006年，日本学者与在日的中国学者共同讨论以历史问题为背景的中日两国的社会变动，出版了研究性专著《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4]跨越国境的共同历史研究与编写教材的努力虽然表现形式不同，深入程度不一，但通过历史对话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的目标是共同的，其目的一是力图摆脱各国在世界历史的叙述中受西方中心论影响较大的问题，提高关于亚洲自身叙述的比重;二是努力将本国历史与东亚历史的大背景结合起来，特别是思考能否建立“超越本国历史框架的东亚史的叙述”。
在东亚历史学者的对话中，中、日、韩三国学者与民间团体一直持续至今的共同编写东亚史的努力，是在历史认识上实现“超越”的积极尝试。
三国学者共同编写东亚史的动议是2002年提出的，起因是200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了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这本由具有历史修正主义倾向的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编写的教科书表明了十分狭隘的日本民族主义的主张，对战争历史的叙述有回到“皇国史观”的危险。中、日、韩学者在对扶桑社历史教科书进行分析批判的时候意识到，如果引导东亚三国的青少年摆脱狭隘民族主义的藩篱，建立面向未来的历史认识，首先学者们就必须突破以本国为中心进行叙述的传统历史教科书的局限，通过共同编写历史教材，在最大程度上做到历史事实的共有，以促进民众间的相互了解。所以，从2002年起，三国学者将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辅助教材----《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作为第一阶段的目标，开展不同国家间历史学者的对话。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从提出编写的动议到完成，用了三年多的时间，主要记述西方列强入侵东亚引起的东亚社会的变化，日本崛起后对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破坏，即对中国的战争和对朝鲜的殖民统治，日本的战后处理与战后遗留问题(靖国神社、民间赔偿等)。全书结构确定后，由三国学者分工执笔，提出初稿后逐章逐节地讨论。编写过程开始后，发现其复杂程度大大超出预想：正式讨论的初稿就有六稿，每一部分初稿都要翻译成三种文字进行对照，每个观点甚至每句话都要反复推敲，以致正式会议在三个国家召开过十一次，还不包括会议之外几乎每天都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交流、交涉、讨论。
2005年，《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在中、日、韩同时出版[5]，均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首先，书的发行量大大超过预计，也大大超过此类书的平均发行量。在中国达十三万册，在日本超过六万册，在韩国也达到五万册。其次，三国都有部分学校用来作为历史教材的补充，在学生中也有很好的评价。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出版后也收到一些批评意见。主要的意见是：本国学者撰写本国历史的痕迹仍然比较明显，在建立跨越国境历史认识方面仍有缺陷;叙述内容偏重于战争历史，缺少对社会变化的全面的观察与分析。
针对这些批评，三国学者认为，应将修订《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作为第二阶段历史问题对话的目标，在对东亚历史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的共同研究基础上，力图在重要问题的认识上寻求东亚的视角。从2006年起，三国学者开始进行第二阶段的历史问题对话，即共同编写新的东亚史。新的东亚史由上下两卷构成，上卷主要从国际关系变动的角度对东亚近现代史进行叙述，下卷则讲述三国社会变迁与民众的生活与交流。
之所以分上下卷讲述东亚的近现代史，是基于下述原因：
第一，东亚国际政治近代以来的演变固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到今天的东亚国际关系格局，但国际关系的变动并不能构成东亚近现代史的全部。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看，近代东亚地区人的交流与移动是这一地区最有活力、最积极的因素，也是历史学必须关注的问题。
第二，与国际政治学侧重于从国家这一重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层面出发思考问题，注重研究国家基于利益的冲突与合作的研究方法相比，社会与文化研究的基本点是人，更关注人在社会中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έλης，前384—前322)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提出了人类“共同生存”的问题。
第三，如果说不同国家的学者在国际政治层面的研究中可能找到比较多分歧点的话，那么，在社会文化层面的研究中，可以找到更多的共性和一致的地方。而由此可以相对比较容易地获得基本的历史认识的共识。
为使获得历史共识成为现实，必须突破本国学者撰写本国历史的局限。在第二阶段的编写中，要求执笔者务必体现东亚的视角，不仅介绍本国的情况，而且要介绍他国的情况，特别要突破“本国视角”观察与分析历史现象。所以，第二阶段的历史问题对话比第一阶段更深入，也更困难，编写时间大大超过了预计的三年，到2012年出版(中文书名为《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时[6]，时间多花费了一倍。但即使是这样，仍有一些遗留问题。特别是下卷第八章“战争与民众”，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所以中文本和日文本在韩国学者执笔的这一章后面附上了各自的不同见解。不过，这一现象恰好证明：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的建立是需要经历曲折过程的。目前，第二阶段的这一成果正在被翻译成英文，计划在2015年出版。而三国学者正在思考进入第三阶段的历史问题的对话。
东亚地区关于历史问题的对话要求超越本国历史，超越国民国家的历史记忆，是一个很有挑战意义的问题，需要历史学家统合相互不同的历史记忆，探索其中的关联性，思考其中的共同性。哪怕这种关联共同性十分微弱，也需要认真研究，纔能实现历史认识的共有。但通过历史问题的对话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不仅对于稳固东亚各国间的关系有积极的意义，不仅是基于各自国家的外交战略的互惠要求，更重要的是实现东亚，乃至亚洲及世界范围内的包含社会、文化层次相互理解的基本条件。虽然这一过程不能期待一朝一夕完成，但必须扎扎实实地努力。
二、中日政府层面共同历史研究的成果
在中、日、韩学者共同编写东亚史的同时，东亚三国政府间也在尝试进行历史共同研究的努力。从2002年起，日本与韩国政府间组成了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2006年起，中日两国政府间也组成了各有十名学者参加的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经过三年的努力，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第一阶段研究报告在2010年1月发表，2014年正式出版。[7]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采取“同一题目，交换意见，充分讨论，各自表述”的方式，对共同拟定的16个题目各自提出研究论文，即共有32篇，分为古代与中世纪史卷和近现代史卷两部分组成。在论文完成过程中，经过了反复讨论与修改。所以，报告尽管是“两论并记”的方式，最终体现的是撰写者本人的认识，但在研究过程中的经过讨论形成的共识，可以认同的对方的主张，在各自的论文中均得到了体现。[8]
政府主导的历史共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其政治意义大于学术意义，因此也比学者间的共同研究更复杂、更困难。尽管中日两国都有人对共同研究的结果提出过批评意见，但总的来看，学术界和舆论界对这一研究成果的反映是冷静的，说明大多数人对学者进行的研究采取了信任和肯定的态度。可以说，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为推动新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第一，此次共同历史研究推动了两国学者间的相互理解，开创了不同国家间的历史学者进行深入交流的新局面。
古代史组的两国学者始终本着谦虚的态度，就历史认识进行坦率与公正的对话。两国学者都认为，不能把古代与中世纪的中日两国关系简单地定位于和平相处，而把近代的中日关系简单地定位于战争与冲突。但也并不排除双方学者对某一问题具有不同的关注点和处理方法。对于中日文化的相互影响与发展，日方学者重视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影响，而中方学者对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与创造性给予充分的评价，从而能够共同关注两国文化相互影响与相互激励的历史进程。
近代史组的双方学者对中日战争的性质进行了充分讨论，在各自的论文中都明确指出：自1931年到1945年的中日战争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阐述了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的伤害与损失，表达了谴责侵略战争和维护和平的愿望。中方委员会认为：对侵略战争性质的认定是中日之间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必须首先形成共识，然后纔能开始学术研究。日方学者在研究成果中明确承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认为战争中因日军的种种非法行为及造成了大量中国平民的牺牲，造成了深刻的战争伤痕，是构筑战后新的中日关系的障碍。他们的论文还认为：近年关于遗弃化学武器、强制征用劳工、对妇女的暴行等问题的诉讼，都是战争带给中国人民深刻伤痕的表现。
在研究中，双方学者有共同的一点体会，那就是由于中日两国文化背景、历史经历和国情有很大不同，所以对历史的叙述和认识也存在差异。对于由于这一原因产生的差异，需要通过加强两国学术界及民间的交流来解决，而保持安静与冷静的学术气氛，可使双方在历史认识的交流中达到相互理解，获得更多的趋同，从而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丰富历史内涵得以实现。
第二，共同历史研究为民众间跨越国境历史认识的建立提供了样板。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双方对有关具体历史过程的描述、认识与判断，还存在相当多的分歧。不过，这些基本属于学术研究层面的问题，需要在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结论。如果没有分歧和差异，学术研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在实证研究不充分，或者实证研究的基础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存在不同认识与判断是可以理解的。具体来说，在对侵略战争性质有基本共识的前提下，对具体过程的认识与判断，如战争原因的分析，侵略战争发生的必然性与具体事件的偶然性等问题，双方观察历史问题的角度及研究方法存在差异。在搞清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就观察问题的角度和研究方法等进行交流。在这样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存在问题和差异是很正常的。
但是，包括部分媒体在内，民众关于学术研究的这种尊重客观事实和重视实证研究的方式，在理解上还需要时间;如果媒体能够从积极的角度对共同研究的成果加以介绍，肯定能够促进两国民众间的相互理解，促进消除不必要的误解，缩小认识的差距，对稳定中日关系的发展起积极作用。
第三，共同历史研究为从政治层面定位影响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根据。
中日历史认识中的分歧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例如，对侵略战争性质的认定问题，必须形成基本的共识，否则共同研究便失去了基础。二是对一些具体历史事件的描述，由于各自掌握的资料不同而有差异。但对于这样的分歧，通过数据的交换与交流，可以本着一切皆以史料为依据，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原则，逐渐接近。三是对历史进程或历史事件的宏观的分析，受各种因素影响，双方的研究方法，甚至历史观都有很大差异。对这样的分歧，以交换意见、促进相互理解为目标，不强求取得共识。比如，中国民众普遍认为，1931—1945年间，一直是以日本军国主义为对手进行的反侵略的抗日战争;但在日本方面，由于随着战争的进行，对手有中国、美国与苏联，因此对作战对象不同的各个时期的战争性质，学术界和民间有种种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是日本对外的“十五年战争”，也有的认为应将对华、对美、对苏的战争性质区分。根据近年来多次舆论调查的结果，大多数人(一般认为在70%左右)承认对中国战争的侵略性质，但是对与美国、苏联战争性质的认识则相对复杂。
中方委员会从一开始就认为，必须在共同研究中明确日本在近代向中国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同时又指出部分日本政治家否认侵略战争性质是导致中日历史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这是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日本学者理解，正是由于中国民众有痛苦的战争受害经历，所以非常关注对战争性质的判断，故明确承认了侵略战争的性质;同时也提出，双方因战争期间历史体验不同而产生有差异历史认识的现实问题。
三、共同研究和编写东亚历史需要厘清的两个概念
在东亚地区围绕历史问题的争议相当激烈的背景下，为什么还要对历史问题共同研究和共同编写东亚历史呢?这里需要厘清两个重要的概念。
其一，在共同研究中，中国学者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外国，特别是日本学者?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应了解战后日本社会围绕战争责任问题的斗争与争论。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提出“一亿人总忏悔”的口号。他们所说的“忏悔”，其实是要民众反思战争没有取得胜利的责任，是在掩盖日本的战争责任。但通过战后审判，日本人第一次了解到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本军人在亚洲战场上的暴虐行为后，开始接受了日本共产党为中心的左翼势力提出的从政治与法律层面彻底追究国家的及以天皇为首的指导者战争责任的主张。进而，了解了历史真实的知识分子开始悔恨自己盲目或迫于压力支持战争的行为。当然，此时大多数日本民众仍从受军部欺骗宣传的战争受害者的立场上思考战争责任问题，虽然产生了强烈的厌战、反战情绪，但对那一场战争尚未产生赎罪意识。[9]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伴随大规模反对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和平运动的兴起，一些经历过战争而有觉悟的日本人开始从单纯记忆自己战争受害的意识中跳出来，克服一国和平主义的狭隘的视野，与亚洲邻国的民众一起思考战争责任与和平问题。[10]这是日本民众战争责任认识的重大的飞跃。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两国往来的活跃，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上的暴行为更多的日本人所了解，“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的概念开始在日本社会流行。如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所说：“我作为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之一，一直把解决日本的战后责任问题，看作是一个大好时机。这是因为如能做到认真对待受害者的追究,把在半个世纪前就应该承担的责任承担起来的话，就可以重新恢复日本在侵略战争中失去的邻邦的信赖关系。纔能以此为出发点,使日本同永久的邻邦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人们成为睦邻,在东亚和平共处。正是这些想法，一直驱使着我要在战争责任、战后责任问题上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然而,遗憾的是，纵观日本社会这十年来的动向,情况并没有按照我的愿望发展。”[11]他的历史认识代表了一代日本知识分子，这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能够开展的前提。
其二，东亚历史问题表现在政治、感情、学术三个不同层面，而不仅仅是政治一个层面。
政治层面关于东亚历史问题的对话，，要求日本政府对侵略中国的战争性质加以明确的政治判断，即向遭受其侵略的中国表示反省和道歉。其实，日本在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已经在政治层面触及了战争责任问题，表示了“深刻的反省”;但由于部分日本政治家经常发出否认侵略战争责任、坚持战争时期历史认识的“妄言”，在国际社会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亚洲各国对日本的所谓‘误解’总是不能消除，其原因就在于日本的右翼政治家们的言行。”[12]反省与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两种声音同时经媒体暴露在国际社会，产生了“零和博弈”的效应，让人们感到战后的日本社会似乎没有发生变化，从而使东亚各国在政治层面的对话呈现复杂的状况。
不过，政治层面的问题固然相当重要，但并不是东亚历史问题的唯一层面，值得关注的还有反映在民众感情层面的和学术研究层面的历史问题。在后两个层面上进行对话，是解决东亚历史问题的重要环节。
民众感情层面的对话主要针对东亚民众关于战争历史的集体记忆，因为对于东亚各国民众来说，关于战争历史的集体记忆最深刻的侧面都是战争中的被害。例如，在中国，关于战争的记忆有“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三光作战”等，在韩国有“从军慰安妇”、“殖民地支配”和“创世改名”等;而在日本，主要的战争记忆有“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东京大空袭”、“冲绳作战”等。双方的民众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忆毫无疑问都是事实，但是并不对称。同时具有战争被害与战争加害双重角色的日本国民如果被局限在“本国内部的狭隘的视野”中[13]，就会导致“加害意识的缺失”。日本人在对加害责任缺乏反省的情况下强调自己的“被害体验”，不可能得到被害国中国与韩国民众的广泛理解[14]，也不可能了解同一历史过程对于战争被害国国民的体验。所以，东亚各国民众的感情层面的对话，主要应当是深入交往与加强相互理解。
学术层面的对话主要解决东亚各国历史学研究中因数据的使用、研究方法的差异及历史体验的不同而产生的认识差异问题。例如，中国历史学界在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研究的时候，比较关注各个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力图挖掘表面看似孤立现象背后的东西，如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发展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再到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反映出的日本的大陆政策。而日本的历史学者即使承认战争的侵略性，更注重研究的则是诸多事件发生时的具体的主客观原因，如“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军部和日本政府的不同态度;“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偶然因素等。
从具体事件发生的偶然性与国家关系走向的必然性角度，从个性与共性的历史哲学层面对历史问题进行研究是历史学追求的理想模式。不同国家的学者虽然各自强调的侧面不同，但只要注重历史研究的科学性，研究方法的差异是可以通过学术交流和深入交换意见逐渐接近的。在这一方面，日本学者对于侧重研究一个一个具体的事实而忽视描述发展趋势的问题有所意识，中国学者也开始注意论证日本侵华的计划性与一贯性需要对证据数据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
上述东亚历史问题的三个层面并不存在截然的界限，三个层面的问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不过，对于解决历史问题来说，从学术研究层面入手进行对话是最现实和最可以操作的，学术层面的对话可以成为其他两个层面对话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学术研究可以建立相对冷静的思考空间，保持相对安静的对话环境，避免极端政治的干预和极端感情的影响。而历史学研究重视历史资料与历史事实的学术传统，为在东亚学者间进行学术层面的对话提供了基本保障。处于学术研究层面第一线的中日两国历史学者长期以来已经建立了相对密切的交流关系，能够创立共同研究的局面。
按照东亚各国间开展共同历史研究的主张，今后政治家关于中日历史问题的表态，应当根据历史学家的结论。那么，此次共同研究的成果，理所当然地应成为今后日本政治家政治表态应遵循的原则。国际社会在密切关注安倍首相即将发表的“战后七十周年谈话”是接受还是拒绝这一学术研究的成果。
[作者简介]步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首席委员，兼任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横滨市立大学客座教授、新潟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日关系史、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靖国神社与日本的军国主义》、《日本右翼问题研究》、《跨越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等。
近现代东亚的四个“战后”
村田雄二郎
在近现代历史上，东亚国家尤其是日本先后经历了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亚洲太平洋战争(简称“二战”)。这四个不同的“战后”，不仅导致日本内政发生巨变，也引发东亚格局产生巨变。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这四个不同的“战后”性质，来对这种巨变作初步的理论探讨。
一、甲午战争的战后
甲午战争的爆发，在日本一方看来，是日中之间围绕朝鲜王朝的国际地位而引发的武力冲突事件，因此战后签署的《马关条约》第一条规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以清朝为宗主国的东亚朝贡册封体制宣告终结，为以独立主权国家为单位的近代外交制度创造条件。
但是，它并未给该地区带来对等的国家关系。通过《马关条约》，日本获得了从清朝割让出来的与该战争无直接关联的台湾及澎湖列岛，开始了向帝国周边地区的殖民统治。[15]而实现了“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的朝鲜，又受到日本的支配和干涉;日俄战争后，更是被日本以“合并”之名而亡国。可以说，甲午战争同时也是日本帝国化和殖民统治的开端。
正因如此，甲午战争是重新绘制近代东亚政治地图的巨大转折点。在当时日本人心目中，这场战争的结果动摇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确立了自身作为“文明国家”的霸权;较为典型者如福泽谕吉(1835—1901)认为，甲午战争“是努力文明开化的一方与妨碍其进步一方之间的战争”[16]。而在战败国朝鲜和中国，则因甲午战争引发了正负两面的复杂反应。其中一点就是，朝鲜和中国台湾的民众为抵抗日本军事统治展开了长期抗争，令日本统治者苦不堪言。
与此同时，日本的胜利也成为朝鲜和中国体制改革的契机。朝鲜为向内外宣示自身独立，于1897年10月成立大韩帝国，开始实行名为“光武改革”的系列近代化政策。中国则因战败，变法的呼声高涨，1898年的“戊戌变法”令改革热潮达到顶峰。以全面改变旧体制为目标，强化君权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虽遭到守旧派和日本的干涉而短时间内夭折，却成了近代国家形成的“原点”。值得关注的是，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东亚国际秩序中，出现了类似的君主立宪制的帝国鼎立状况(大日本帝国、大韩帝国、大清帝国)。1899年9月，大韩帝国与大清帝国签订了平等的通商条约，并互派常驻使节，形成了近代条约关系。
在此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日本的民主化是与军国化同时进行的。作为胜方的日本获取了清国三亿日元的战争赔款，加上清国赎回辽东半岛的三千万日元，合计获取了三亿三千万，一举改善了日本政府的财政状况。该数字也远超战争所花费的数额。日本由此获得了战前国家收入(八千万日元)的近四倍赔款。[17]不用说，其中的大部分(两亿八千万)都用在扩充军备上了。陆军计划将六个师团扩充到十二个，海军也开始着手建造基于“6—6舰队”方案(6艘铁甲舰，6艘一等巡洋舰)的大型船舶，财源均来自清国的赔款。“战后”的日本开始以俄国为假想敌，迅速走向军事大国之路。
同时，日本政府(藩阀)与政党(民党)的关系也因战争发生了很大变化。战争以前，政府与占议会多数的在野党为军费预算争论不休，互相对立;经过战争中的政治休战后，彼此的相互依存关系得到增强。结果就是，自由党等在野党的参政之路得以开拓，1900年成立了以伊藤博文(1841—1909)为党首的“立宪政友会”。但这并非意味着政党政治的实现，政府和政党的关系依然处于微妙的对立状态。从藩阀的政党化和政党的藩阀化这点来说，甲午战争使得日本议会政治的民主化得以先行一步。[18]这种民主化的背后，是日本国民受胜利刺激后，对政府对外扩张政策的支持。而获得了扩军所需的巨额赔款后，藩阀—政党联合政权又开始积极地推动军国化。
二、日俄战争的“战后”
日俄战争是日俄为争夺在中国东北的霸权而起的战争。作为主战场的中国代表，虽提出要求但竟未被邀请参加朴茨茅斯和平会议。决定“战后”秩序的，是日本、俄国以及从中斡旋的美国。尤其是战胜国日本的自我存在感，自此战役后飞速高涨。此后，日本政府和军队在民众的帝国意识的鼓舞下，进一步巩固了其在朝鲜和“满蒙”的独占地位。
“战后”出现的新潮流，可概括为内政与外交的一体化。这可以说主要是舆论的抬头和强硬化。具体而言，日俄战争后的日本，通过议会和媒体发布的舆论(公论)，获得了左右政府所推出的内政、外交诸政策的新的力量，有时甚至还起到先导性作用。没有民意支撑的政权，其运行也将变得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讲，重视民意是民主化进展的体现。另外，从其确立了民意是外交的后盾这样的体制来说，重视民意也可以说是“国民外交”的萌芽。
对日本而言，日俄战争无论从财政还是兵力来看，均非甲午战争所能比拟，是负担沉重的角力战和消磨战，最后都要依赖纳税人即农村地主负担，征兵对象也是农民。而且，募集军费需要不断的增税，使得拥有选举权人数在日俄战争期间猛增了四倍。与此相应，随着社会对普选要求的呼声渐高，1911年众议院通过了普通选举法(贵族院否决)。由此可见，国民的政治话语权逐渐增大。[19]这也可以视做由战争推动民主化的一个案例。
而且，民主化也是与帝国对外膨胀的欲望表里一体的。“对内立宪主义，对外帝国主义”(浮田和民)这个当时脍炙人口的大正民主纲领，是日俄战争后不久，民间团体发出的对外强硬论，它反映了此时期社会意识的巨大变化。的确，“战后”开始抬头的民众的对外强硬论，将不被现有政党接受的庞大城市下层民众作为“国民”看待，借助其政治能量，开始朝着确立举国一致的立宪制迈进。[20]而且，“日比谷烧打事件”(1905年9月)所引起的民愤，也与上述对外强硬派所持的国民主义的政治要求联结起来——围绕和谈问题的强硬言论，不仅停留在批评未能获得赔款的“软弱”政府，而且在更大的帝国扩张的目标下，与贫困和失业中挣扎的国民要求参与政治的呼声产生更深层次的共鸣。[21]
民众因战争胜利开始追求更进一步的对外扩张，并支持发动下一次战争。从这层意义而言，日俄战争可谓是帝国日本膨胀主义的“原型”(prototype)。不仅如此，“对内立宪主义，对外帝国主义”的论调不但被舆论所认可，更广为当时政治高层人物所赞同。就连桂太郎(1848—1913)这样的藩阀政治家，在“战后”也决定成立新党(立宪统一党)，主张实现更多的国民参政。此事说明，在日俄战争后，上述“对内立宪主义，对外帝国主义”的理念成为了官民共有的、强力的国民目标。[22]此期间，虽有部分有识之士批评领土扩张和殖民统治，并主张“小日本主义”(石桥湛山和三浦铁太郎)，但大多数日本人还是积极支持帝国日本的膨胀，甚至有时发出比政府还强硬的言论。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后”
1914年爆发的世界大战，是以欧洲为主战场的。东亚方面除青岛战役外[23]，并无直接交火。尽管如此，日本和中国均加入协约国参战，并以战胜国身份出席和谈，在许多“战后”问题处理上成为相关主体。
决定东亚“战后”国际秩序的，是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会上主要讨论裁军和中国问题，会后缔结的《九国公约》中也提出要尊重中国主权及领土完整，并确认了中国市场的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这虽然未否定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却也牵制了日本在日俄战争后日渐加速的对华攻势。将日本获得的山东半岛权益归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协调下支持中国发展，是“战后”秩序的基调。此外，为遏制海军扩张，各国还缔结了主力舰持有比例的《美英法意日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从而暂时遏止了日俄战争后日本追求的军扩路线。在此会议上，日英于1902年缔结的同盟关系也遭废弃。由此，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国际秩序迎来了被称为“华盛顿体系”的安定时期。日本外交亦顺应该体制，进入了以国际合作、重视经济、不干涉中国为核心的“币原外交”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体制变革，对日本、中国、朝鲜都带来巨大影响。这不仅体现在战时体制的继续和延长，也包括触动了席卷世界的新理念和意识形态。具体而言，有威尔逊(T. W. Wilson，1856—1924)的《和平条款十四条》和共产国际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纲领》，包括和平主义、人道主义、世界主义、民族自决、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等，都成为引导改造国家和解放社会的新理念，席卷“战后”东亚。无论是日本的大正民主，还是中国的五四运动，抑或朝鲜的三一独立运动，以及殖民地台湾的议会设立请愿运动等，虽然运动的意义不尽相同，但都是受这样的战后理念驱动而产生的民众运动。
日本“战前”和“战后”的最大变化，是甲午战争以来民主化与军事化相互促进的关系在“一战”中中断，开始了“没有军事化的民主化”[24]。华盛顿体系给日本在中国大陆扩大权益套上了紧箍。另外，在殖民地台湾和朝鲜不断发生以民族自决和民族解放为目的的大规模抗议运动，令日本殖民统治中的“武断政治”面临巨大挑战。统治者在殖民地言及“自治”和“文治(文化政治)”等词，也是“战后”纔有的事情。行使武力和占领殖民地，无论在道义还是法律上都不再有正当性。此种世界形势下，殖民地台湾、朝鲜的反日民族主义不断高涨，帝国日本的统治体系面临根本上的改变。
日本民主化也迎来了全盛期。此处所说的民主，是指普通选举制、政党政治和两大政党制。普通选举制自甲午战争后得到提倡，相关法案曾多次在议会上提出但马上又被否决。进入大正时期(1912—1926)，随着吉野作造(1878—1933)的民本主义一时风靡，议会也迎来了将其法制化的机运。受此影响，1925年，护宪三派内阁正式通过普通选举法，并于1928年在众议院议员选举中首次实现了男子普通选举。此外，“一战”中的1918年，以立宪政友会总裁原敬(1856—1921)为首相的首次政党内阁正式成立，并在1920年中期将政党政治作为“宪政的常道”固定下来。
但是，日本对“战后民主”的反动却出人意料地提前到来。这一方面是由于军部对华盛顿体系下的裁军不满，另一方面是因为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和经济的区域化。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预示着军部开始独立自行其事。1932年“满洲国”宣布建国，1933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等，则明显违背了“一战”后确立的华盛顿体系，是日本“脱离战后体制”的开端。[25]由此，一直作为“一战”后体制基调的非军事化方向开始被完全逆转。更为重要的是，1930年中期以后，多数国民开始对彷徨不定的政党政治感到不安，对贫富差距感到不满，开始偏向对外强硬，并对“暴支膺惩”的呼声产生共鸣。最后选择脱离“战后”的，恰恰是日本国民自己。虽然也有石桥湛山(1884—1973)等自由主义者对“满蒙领有论”提出批评，但在大多数人都支持一举解决“满蒙特殊权益”的背景下，前者的声音则显得过于弱小。
随着1937年中日开战和接下来的国家总动员体制，日本本土和殖民地均开始通过战时动员推行社会兵营化。在殖民地台湾和朝鲜，则推进皇民化运动，甚至强行要求与本土一样地参拜神社和奖励改名等精神层次的一体化(同化)。“满洲国”甚至先于日本施行了经济统制，构建以重化学工业为核心的国防国家思想。
四、“二战”的“战后”与去殖民地化
1945年8月，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战败;此后六年多的美军占领，迅速推动了日本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战后”日本经过占领期的多项改革，第一次实现了自明治以来军事化和民主化的完全分离(“一战”后的裁军只是局部的非军事化)，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完全放弃了殖民地和占领地的非军事化。可以说，民主化、非军事化与去殖民地化的同时进行，纔是“战后”日本的出发点。与中国、朝鲜不同，“战后”一词之所以作为规定自己的认识架构并发挥强力的统合功能，其原因便在于此。
当然，战时体制和战后体制之间也并非没有任何联系。虽然“国体”变成了象征天皇制，但同时又重新规定天皇是“日本国民的统一象征”，因此，战前和战中的权威基本秋毫无损地得到继承。日本国民也未严格追究昭和天皇(1901—1989)的战争责任(虽说部分是美国占领政策的考虑结果)。另外，作为战时体制中的一些计划管制体系，如倾斜生产方式在战后的经济复兴政策中也得以延续。“1940年体制”论则认为，战时的劳资关系、金融政策和官僚体系都得以延续下来。但是，战时体制并非整体上全部过渡到战后体制。必须指出的是，战前和战后在总体上是不连续的，消除战时体制的努力，在战后改革的一系列过程中都可以明显观察到。
转而看东亚国际关系，其最大问题在于“冷战”这一新的战时体制的出现，导致日本原有的“去殖民地化”问题完全被非军事化问题冲淡了。[26]因此，经过战败和美军占领期，1952年恢复“独立”后，除部分知识分子外，去殖民地化问题对日本国民而言已搁置起来，渐渐稀释了。在“和平与民主主义”的新时代，战后民主观念在社会深深扎根，使得帝国时代民主化所内含的殖民地主义责任被忘却。这既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没有败给中国”、“甲级战犯的责任是战败责任(不是战争责任)”等历史认识，也可以说是战后日本去殖民地化的局限。[27]
随着“冷战”结束，被封杀的去殖民地化课题又作为徘徊在东亚的幽灵复活了。由此带来的是，“冷战”结束这一新的“战后”。如果说1931年是近代日本“脱离战后体制”的开端，那么，1980年是不是现代日本“脱离战后体制”的开端呢?新的“脱离战后体制”要走向何方?为了不再让悲剧和闹剧反复重演，人们需要做些什么?
“二战”中的日本人高唱“东洋和平”，却陷入了战争泥沼;2015年的今天，高唱“国际贡献”的日本却在内阁主导下朝着“积极的和平主义”方向修改宪法解释。对仿佛再次置身于新的“战前”之中的日本人来说，重新探究已经历过的“战前”和“战后”关系，在“战后”七十年之际，其意义变得愈发重大。
[作者简介]村田雄二郎(むらたゆうじろう，MURATA Yujiro)，1982年取得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硕士学位，1982—198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留学，1999—2000年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担任客座研究员，现为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主要从事晚清与明治时期的日中关系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清末中日关系史新探》(合着)、《从东瀛皇居到紫禁城——晚清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与人物》(合着)、《晚清中国与日本：宫廷・变法・革命》(合着)等。
创建东亚共同历史记忆之路径
裴京汉
中国、日本、韩国这三个东亚国家对于历史阐述以及历史解析的对立与争议由来已久，但是近年来的历史纷争已经超越了以往的地域性范围，转而成为国际性的争议，甚至到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恶化的境地，这对于三个国家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从历史研究者、历史教育工作者的角度观察东亚三国间的历史争端，它已远远超越了建立在具体研究之上所阐述的“历史”本身，成为某种被人为不断强调的“集团性历史记忆”;特别是近代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出于政治意图的考虑，过分强调国家或民族整体性，制造各种集团性的记忆或者刻意强调某段历史。因此，近来持续升级的东亚历史矛盾，与其说是学术领域的争议，不如说是国家权力或者国家权力巨大影响力背后的普通大众的民意所向;而民族主义的理念，又对这种国家权力给予凸显与深化。为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密切联系的东亚三国实现和平共荣的目标，构建所需的历史记忆，摸索创建理想历史记忆的途径，各国均需要从东亚历史共同体的角度出发研究历史，克服“狭隘民族主义”，正视和解决在排他性、否定意义的历史记忆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历史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近现代东亚历史与“狭隘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
如果要寻找一个贯穿东亚三国近现代历史的共同主旨的话，那么，民族主义则是首选。尽管学术界对此还存在一些争议，但东亚三国都曾在经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之后开港(开国)，并以此作为近代的起始点。之后，号召民族独立及自强的抵抗性民族主义作为开港后的统一目标，一直贯穿于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
不可否认，在开港后的近代化发展历程中，日本走在了中、韩两国的前面;但遗憾的是，日本在经历了19世纪中期民族主义的反抗运动后径直踏入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开始对外扩张。由此也可以说，日本的对外扩张是一种否定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即对外扩张的民族主义。它是具有另外一种指向性的民族主义。
在西方列强侵略的危机中诞生的东亚三国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附加为自身民族生存进行反抗和斗争的强烈排他性特征。正因为如此，尽管东亚三国的民族主义都源于对西方列强的反抗，但这种共同基础并不牢固，一开始就隐藏着相互对立的结构性缺陷。日本在明治维新成功后，开始对外扩张，并强行侵占琉球，使得 1870年前后的东亚三国民族主义之间的对立局面正式显露。
此后，深陷“膨胀的民族主义”的日本转而向朝鲜半岛进攻，与对朝鲜拥有宗主权的中国清王朝呈现正面对立之势;1894年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正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东亚国际秩序(中华体制)与日本帝国主义海外侵略猛烈撞击的结果。之后，进一步扩张的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海外侵略包括对朝鲜半岛的强制合并(1910年)，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以及傀儡政权“满洲国”的建立(1931—1932年)，对中国关内地区的战争挑衅(1937年)以及长达八年的全面战争，东南亚地区、太平洋地区的战争扩大(1941年)，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东亚所有地区都深陷战争泥潭。战争不仅给侵略受害国的韩国、中国带来悲惨的结果，对于战争发起国的日本也造成不计其数的人员伤亡，东亚所有国家都饱受世界性战争灾难的折磨，不堪回首。
尽管东亚三国民族主义间的冲突造就了充满否定意义的历史记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时期，东亚三国间也在相互合作与连带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例如，在共同面临西方列强侵略东亚的危机时期，相互连带的三国曾提倡亚洲主义——1870年代末开始，在日本兴起的早期亚洲主义源于日本领导亚洲的主张，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却是拥有共同文明的亚洲人共同抵抗西方(白种人)对亚洲(黄种人)侵略、守护亚洲、实现共同繁荣的主张，包括古典亚洲主义或者浪漫亚洲主义的主张;中国与韩国志士对于这种连带主张给予了声援与配合。
除了东亚三国之间的合作与连带外，共同面对日本侵略时中国与韩国志士间的合作与连带也是不可忽略的一段历史。1910年，日本对朝鲜半岛强制合并之后，次年便爆发了中国的辛亥革命;在此影响下，朝鲜半岛的仁人志士开始大规模流亡中国，并对中国的共和革命给予支持。1919年，以在中国流亡的韩人志士为中心，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了韩国临时政府，中国革命家们对此也予以积极支持。1920年代，大批韩人志士参与了中国国民革命的进程，而中国方面也对韩国独立运动给予支持。“七七事变”爆发后，韩人志士们开始投入到中国的抗日战争中，中韩两国的民族主义超越了以自身为中心的狭隘民族主义，以互惠与合作为目标，开辟了“广泛民族主义”新天地。这些珍贵的历史经验，对于后人具有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整体上来看，东亚近现代史既充斥着许多集矛盾、争端、战争为一体的否定意义的历史记忆，也包含着肯定意义的历史记忆，只不过后者并未很好地呈现出来。当强调个人自由的个人主义像尊重自己的自由那样尊重他人的自由、发展为成熟的个人主义时，纔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同理，当民族主义超越自我为中心或者排他性民族主义的阶段，尊重其他民族存在与自由时，纔能成为成熟的民族主义。重塑并强调成熟民族主义的历史记忆，应该成为东亚三国历史学者共同的关注。历史学者们在揭示和强调东亚三国民族主义之间对立、矛盾以及由此引发战争的可能性和战争爆发的悲剧性后果等具有否定意义的民族主义的同时，更应该努力揭示和强调东亚三国民族主义之间的协力和连带,即“广泛的民族主义”。
二、东亚共同历史记忆的创建以及共同历史教科书的编撰
由外交摩擦引起的历史争端时有发生，该历史争端是集团性历史记忆的产物;在集团性历史记忆的创建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历史教育了。这里所指的历史教育，不仅指的是学校开设的正规的历史教育课程，还包括舆论媒体、网络等信息在内的多种形式的非正式历史教育。但无论是正规的历史教育课程还是非正式的历史教育，国家权力对其都具有不可否认的影响力。
韩国与日本之间的历史争端从1965年韩日外交恢复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但近来这一争端不断升级乃至成为国际性问题，直接导火索就是2001年日本出版了《新版历史教科书》，并且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审核通过。该教科书由右翼媒体产经新闻旗下的扶桑社出版，由此也可以推断该教科书是以自民党中部分右翼势力为首的极右政治集团、右翼舆论以及右翼历史学者们主张的集中体现。根据《新版历史教科书》，1910年日本对朝鲜半岛的强制合并是“为了促进亚洲安全”，并且是“通过合法途径实现的”;对于中日战争期间最令人感到羞耻的抹杀人权的代表事例“从军慰安妇”的存在予以否认，并歪曲其性质。《新版历史教科书》是从将东亚三国推入悲惨战争深渊的“狭隘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而编写的，未来日本“狭隘民族主义”再度兴起的可能性令人堪忧。
其后，中国、韩国与日本围绕这一问题的正式讨论也随之开始。2002年，在中国南京召开的“历史认识与东亚论坛”上，日本学者提出尝试在中国、韩国两国学者同意下由中日韩三国的历史研究者、历史教师以及部分市民团体共同参与编写统一的历史教科书。在2005—2006年两年间，中、韩、日三国共同出版了《미래를 여는 역사(开创未来的历史)》(在中国题为《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建设和平与友好的东亚新格局》，在日本题为《未来をひらく歴史: 东アジア3国の近现代史》)。这一统一的历史教科书有来自三个国家总计五十四位编者，历时三年，在大量会议和相互讨论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值得高兴的是，统一的历史教科书为解决三国历史争端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当然，围绕统一教科书的内容也出现了一些批评的声音，特别是指责教科书对于现存的很多争端未能找到解决方法，而只是对其进行罗列。但不可否认，统一的历史教科书的出版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收获了非常重要的成果。
2012年，韓國又正式出版了由韓、中、日三國學者共同編寫的東亞歷史教科書《한중일이 함께 쓴 동아시아근현대사(韓中日一起編寫的東亞近現代史)》(中國出版的題爲《超越國境的東亞近現代史》，日本出版的題爲《新しい東アジアの近現代史》)。该教科书在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创建共同历史记忆、勾勒光明未来等方面受到广泛关注并获得好评。《韩中日一起编写的东亚近现代史》与《开创未来的历史》相比，通过切实协调意见突破了原来的局限性，从国际关系和国际交流的角度很好地把握了东亚近现代史的整体脉络。虽然目前仅用做补充教材，在普及推广上受到局限，但是通过将其灵活运用于高中教学之中，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对东亚三国的历史整体理解的觉悟。特别是与日本、中国一样，韩国也开始认识到本国历史研究以及历史教育中充斥着“狭隘民族主义”，因而，摒弃“狭隘民族主义”、走向“广泛的民族主义”的社会觉悟不断增强。这种觉悟意识的提高以及韩国高中2013年正式开设“东亚历史”的选修科目，都是这些变化的直接证据。未来高中东亚史科目如何克服“狭隘民族主义”，能够取得怎样的成果，成为韩国历史学界关注的热点。
三、国家权力与历史研究、历史教育
虽然东亚三国统一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实践带来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但现实中的韩国历史教育却面临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就是从2009年开始到现在，执政者树立了所谓“国籍化历史教育”的历史教育目标——尽管具体的教育方向略有不同，但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狭隘民族主义”的复苏态势。这种回归保守的现象整体上看有很强的亲美乃至亲日倾向，具体来说就是主张对历史教科书特别是国史(即韩国史)科目进行国家编订。在经历了1980年以后政治民主化的急速发展，由国家编订教科书制度改为审核认定制度后，又重新恢复为国家编订制度，这引起了整个历史学界强烈的反对。在韩国于2014年5月召开的全国历史研讨会上，“历史编纂与国家权力”也因此成为了研讨会的共同主题;当时参加历史学研讨会的大部分历史学相关学会均积极参与，还联合署名反对政府的历史教科书国家编订制度。
从严格意义上来看，现在日本、韩国实行的教科书审核认定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容忍了对历史研究或者对历史编订的国家干涉。很多批评者认为，根据国家权力性质的不同可以很容易地对历史教科书内容进行修改，这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性。因为，时下日本教科书否认侵略历史的问题，与日本政府拥有的审核认定权限不无关系，其危险性显而易见。由此可以推断，现在韩国政府推进的国史教科书国家编订制度的回归与日本相比潜藏着更大的危险性。国家编订教科书制度增大了国家权力左右历史阐述的内容或者方向的可能性。这样的话，“狭隘民族主义”借国家政策之名复活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最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极右的历史观念遭到了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已充分表明了国家权力干预历史编订的危险性。安倍首相在不分轻重的“民粹主义”(Populism)裹挟下，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基础，不仅常常发表否认“从军慰安妇”等日本战争罪行、歪曲侵略事实的言论，更是明目张胆地提出了恢复“狭隘民族主义”的主张，其试图对作为战后日本政治改革后盾的“和平宪法”进行修改，重新开辟战争(海外派兵)之路的野心昭然天下。对此，最近包括日本历史学研究协会在内的很多学术团体和历史学者等都对安倍政权否认和歪曲战争罪行的行径予以批评，这与韩国历史学者对国家教科书国家编订制度的反对一样，无疑是维护“广泛民族主义”以及“东亚共同历史记忆”的勇敢行为。历史学者们抵制国家权力对历史研究及历史教育不当干涉的良心之举，必将成为抵制“狭隘民族主义”复苏的重要手段。
当然，这里并不是否定东亚三国现行的历史教育或历史教科书编订中国家所起的作用，而是强调各国应根据自身国家具体的政治情况选择恰当的国家编订制度、审核认定制度或者自由选择制度。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国家编订制度还是国家审核制度，都需要历史学者们对国家权力的作用积极自由地发表意见。这与健全的政治民主只有在民众积极参与的前提下纔能实现是一个道理。更进一步说，增进东亚三国历史学界之间的联系，乃至于与世界历史学界的联系是非常有必要的。围绕不久前日本首相安倍在美国议会的演讲，包括美国历史学者在内的国际历史学界对其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以此为契机，抵制“狭隘民族主义”的回归将是世界历史学者的共同目标。
[作者简介]裴京汉(Bae Kyounghan),1995年在首尔大学东洋史学科毕业获博士学位(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1—2002年任韩国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现为新罗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史学科敎授、人文社会学院院长,兼任浙江大学近代中国与蒋介石硏究中心客座敎授;长期从事中华民国史硏究，代表性著作有《中国国民革命的分析硏究》(合着)、《蒋介石硏究》、《从韩国看的中华民国史》、《孙中山与韩国》、《汪精卫硏究: 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之曲折》等。
“历史记忆”与“历史共有”
——中日“国民感情”的正确解读
李长莉
中日关系在东亚区域发展进程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两国之间的亲疏既体现在政府层面的互访，也体现在民众之间的日常交流。如何看待近年来中日之间的“国民感情”，日本政府新近发布了两个数据：一是日本内阁府于2014年12月20日公布的“外交舆论调查”，在受访的近两千名日本人中，对中国“无亲近感”的比例达83.1%，创这项调查四十年来的新高。日本外务省表示，这一调查结果“反映了调查期间的‘国民感情’”。[28]二是日本文部科学省2015年2月汇总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赴中国大陆留学的日本学生人数较上一年增加18%，达到2.11万人。这是文部科学省自1983年开展调查以来，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学生留学首选地。[29]另据中国国家旅游局公布的统计资料，2014年，中、日、韩三国旅游交流规模从十年前的年1300万人次跃升到2000万人次，增长超过50%。其中中日两国人员互访达512万人次，赴日中国游客为241万人次，来华日本游客为271万人次。[30]这前后两组数据显示的都是中日“国民感情”，但前者是极度“恶化”，后者却是相当“热化”;两者都呈上升态势，但方向却正相反。人们不禁产生疑问：究竟是相信日本政府设计的“问卷投票”及其解读呢?还是相信日本民众自主自发来到中国的“行动投票”呢?显然，后者要比前者可靠、可信，至少它可以让人们对日本外务省的“官方结论”提出质疑。
一、“亲近感”并不等同于“国民感情”
日本内阁府已延续四十年的这项“外交舆论调查”问卷设计的问题是：“对中国有无亲近感?” 关于“亲近感”，日本《学研国语大词典》释义为“亲しみを持ち、近づきたぃと思ぅ気持ち”(感觉亲密、想接近的心情)，中国《现代汉语词典》对“亲近”一词的释义为“亲密而接近”。两义基本相同。但需要注意的是，问卷题目中“有无亲近感”的对象是“中国”，而非与日本“国民”对等的中国“国民”。这就意味着，受访的每一位日本普通国民要回答的是：在中日两个国家关系现状下，作为日本国民对于对方“国家”是否抱有“感觉亲密而想接近的心情”。回答者的立场和标准自然明确：立场就是作为日本国民的一员对对方国家取何种态度，标准就是本国与对方国现在关系的好坏。因为，对于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采取什么外交政策，毕竟是由政府操作，普通国民不可能有深入、全面的了解，也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没有直接关系，他们只能以所属共同体——自己的国家为立场。特别对于“团体性”很强的日本人来说，作为“国民一员”，以本国政府的外交态度作为对对象国采取“团体一致”态度的立场和标准，是理所当然的。因此，访民回答问卷对于中国“有无亲近感”，实则表达的是对当时本国与中国关系好坏的感受和心情。当然，不排除回答问卷时有人出于对两国关系现状的不满与担忧而选择内心希望两国“亲近”的意向，作出与“团体主流”不同的表达，但多数访民会顺从“团体主流”立场及标准来作答。因此可以说，这一对中国“有无亲近感”民调资料的升降变化，只是反映了日本国民对调查时两国关系好坏之下对中国“抽象形象(往往是由本国政府和媒体所勾画)”的感受和心情。
回顾一下历年来日本内阁府这项调查结果的变化，恰恰也是与两国国家间关系的好坏直接相关。1983—1984年，因两国领导人互访及中国政府邀请三千名日本青年访华，两国关系热络，这一民调结果是有亲近感者为72.5%和74.5%，占绝对多数，无亲近感者只有19.8%和19.2%。此后几年，有亲近感者一直占据多数。至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政治风波”、日本加入西方制裁中国阵营使亲近感下降，但仍然是有亲近感者超过半数。此后直至2003年，有无亲近感者都基本持平。2004年，因中国公民登钓鱼岛被日方扣留及中国驻大阪总领馆被日本右翼宣传车冲撞事件等使两国关系出现裂痕，无亲近感者升至58.2%，明显超过有亲近感者37.6%。此后，无亲近感者一直占多，且有所增加。直至2010年，日方在钓鱼岛海域抓扣中国渔民、渔船事件而使两国关系裂痕加大，当年的调查结果是无亲近感者明显上升至77.8%，有亲近感者降至20%。2012年，因钓鱼岛争端及历史认识问题等使两国关系紧张，无亲近感者升至80%，有亲近感者降至18%;2013年与此相近，直到2014年无亲近感者升至83.1%，引起两国媒体舆论惊呼为“史上最恶”。[31]
造成两国关系变化的原因，既有因一时一事的摩擦带来的短期影响，也有这一期间中日两国经济实力升降变化的长期效应。1980年代，日本经济实力远高于中国之上;进入1990年代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实力快速提升;至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而位居世界第二，日本经济则陷入长期低迷。这对于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百余年间一直以亚洲头号强国和先进国自居而俯视甚至蔑视中国(甚至由此发展为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人来说，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和实际压力。两国关系遂由1980年代的强弱上下纵向“携手”关系，转变为两强并立、相互竞争的横向“对手”关系。反映到日本内阁府的这项历年调查中，就表现为日本国民对于中国的态度，由“携手”关系时的“感觉亲密而想接近”的“亲近感”，向“对手”关系时“不感觉亲密而想接近”的“不亲近感”转变。正因如此，在国际舆论热议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而位居世界第二的2010年，日本内阁府的这项调查结果显示，日本访民对中国“无亲近感”者由前一年的58.5%，陡然上升至77.8%，这应当是这种被超越的压迫感和对抗感、加上两国外交摩擦相互交织，在日本国民心理上引起的自然反应。
因此，日本内阁府的这项“外交舆论调查”，比较准确地说，反映的是作为日本国民对于中日关系现状下的对手国——中国，抱有怎样的感受和态度;“不亲近感”的上升，反映的是日本国民对中日竞争对手关系紧张度上升而形成“对抗感”强化的感受。也就是说，正如其名为“外交舆论调查”那样，这只是一项日本国民对于两国外交关系现状感受如何的民意调查。
但是，对于这项调查结果，日本外务省作出的官方解读却是“反映了调查期间的(日本)国民感情”。这一“权威”解读，又被日本内外媒体舆论广为接受并沿用，甚至又进一步地推演。于是，“国民感情”一词成为伴随这项调查结果舆论议论的“热词”，并推演成了如下一些结论：“日本国民感情普遍厌华”，“对华厌恶感达史上最高”，“中日国民感情极度恶化”，“两国九成国民彼此厌恶”等等，由此引发两国舆论一片忧虑和悲叹，甚至引起两国一些网民情绪化的隔空骂战。
然而，与前述对日本内阁府这项舆论调查的本来意涵进行对照，就会对其结果反映日本“国民感情”的说法以及由此推演出的结论产生疑问：这种解读是否准确?调查问卷中的问题“有无亲近感”是否等同于“国民感情”?这里所指的日本“国民感情”针对的对象为谁?是对“中国”，还是对“中国国民”?需要加以具体分析。
“感情”一词，中日文共享。《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对人或事物关切、喜爱的心情。”《学研国语大词典》有二义，一义为：心中的愤怒、喜悦、悲伤、快乐、寂寞等感受;[32]另一义为：对事物或人抱有的心情心态。[33]第二义与中国词典释义相近。据一般用词规则，两个对等相关项应彼此对应，即国家对国家、国民对国民。“国民感情”的主体是“国民”，而且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其对应的对象也应当是对等的他国“国民”，即他国的“国民感情”。因此，“国民感情”一词似乎可以定义为：指一个国家国民对其他国家国民所抱有的是否关切和喜爱的感情。事实上，作为一个在谈论中日关系时的组合词，“国民感情”的含义决非仅仅如字面上咬文嚼字的生硬解释这样简单，而是具有中日两国之间深厚而久远的历史文化连带感及其积淀的内涵，并且为双方所共同理解。正因如此，这个词成为中日讨论双方关系时喜欢常用的“热词”，而在讨论历史文化关系不如中日深厚的中美、中欧关系时很少使用。这就提示人们，在谈论中日之间的“国民感情”时，不能忽视其文化历史内涵。
如果本着中日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来看待彼此的“国民感情”，对照前述日本官方对“外交舆论调查反映日本国民感情”的解读，就会发现，日本外务省的“权威解读”并不准确。
首先，从字面而言，调查问题是对中国“有无亲近感”而非与日本“国民”主体对等的“中国人”或“中国国民”，因而日本访民的回答只是表达在中日国家间关系现状下对“中国”的感受和态度，而并非对“中国国民的感情”，更不能代表中日两国民众之间的“国民感情”。
其次，就内涵而言，日本访民在中日国家间关系现状下对“中国”的感受和态度，并不能等同于日本国民基于两国深厚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的对中国国民的“国民感情”。中日国家间关系一时的好坏变化，可能会引起两国民众对彼此国家、政府或领导人产生一时的喜厌好恶、有无亲近感的变化，但作为两个一衣带水、有着两千年交往和深厚历史积淀及文化渊源的邻国之间的“国民感情”，决不是由一时一事、暂时国家关系的变化而完全决定的。
由此可见，日本官方对此项“外交舆论调查”反映日本“国民感情”的解读是一种误读和曲解。这一误读通过媒体舆论形成进一步推演夸大的结论，进而对两国民众对于彼此“国民感情”的认知形成误导，得出与事实不尽相符的认识，使得两国“国民感情”受到一定损害。
日本官方的这项调查及其解读，只是想形成这样一种效应：将日本访民对中日国家间关系陷入低谷现状下对中国“无亲近感”大幅上升达史上最高，解读为日本人对中国“国民感情”空前极度恶化，由此证明日本“国民感情”与日本政府现行对华强硬政策高度一致，进而表明日本现行对华政策代表了日本八成以上的普遍“民意”。如此一来，日本政府现在采取对华“强硬对抗”政策，就有了日本人普遍 “极度厌华”的 “国民感情”这一“民意”基础和正当性。就这样，日本民众的“国民感情”被与日本政府的现行对华政策捆绑在一起，成为其现行对华政策民意化、合理化的注脚。
二、“国民感情”与“历史记忆”
中日民众对于彼此的“国民感情”主要由两种因素所决定：一是国家间关系的现实利害，二是两国及国民关系的历史积淀。前者是眼前利益，后者是深远积累;后者是基础，前者只是在后者基础之上的迭加，并将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成为后者的一部分。由于中日两国特殊的地缘关系及历史文化渊源关系，特别是近代以来十分密切、恩怨交织的关系，使得“历史积淀”在两国“国民感情”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分量。正因如此，中日两国的“国民感情”纔如此丰富而复杂、深厚而长久，并不是一朝一夕、一时一事所能决定和改变的。也正因如此，导致近年两国关系摩擦而陷入低谷的两大症结：一是海岛争端，二是“历史认识”问题，都与历史有关。对于前者，两国国民站在各自国家的立场而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这既需要两国政府通过对话对之进行理性应对与把控，也需要两国政治家和学者对这一争议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和真诚交流，以求趋近共识，化解争端。对于后者，则牵涉的是“历史认识”问题，它更深切地牵动着两国的“国民感情”。
人们的“历史认识”基于“历史记忆”。作为国民的“历史记忆”，即民众对以往历史的体验、见闻、记述、交流、传承并通过一定载体而留存下来，被民众广为接受并传递给后代的历史形象及其解释。中日两国民众虽然共同经历了近代以来两国紧密联系的历史，但是由于分处两个国家，特别是两国还经历了战争，战后又有不同的社会环境，因而作为两国国民，对于以往历史的体验、见闻、记述、交流、传承等内容有所不同，由一定的载体而留存下来的历史形象及其解释也有所不同。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也正是两国国民“历史记忆”的差异，往往造成两国“国民感情”的隔阂，甚至伤害。
如对于以往日本侵华战争的记忆与认识，作为受害国中国民众来说，无数的亲人同胞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杀戮、残害、欺压、侵夺，或家破人亡，或背井离乡，生者也长期生活在贫穷困苦、屈辱绝望、悲哀恐惧之中。这种遭受侵略的巨大伤害，不仅深深印在亲身体验这一苦难的一代人心里，印在到处残留着战争遗迹的广阔土地上，也形成了“历史记忆”而留存在后代人心间，令几代人刻骨铭记。正是遭受侵略和战争的灾难，教会了中国人要奋力自强，增强自卫能力，珍惜和平，警惕和反对侵略战争。对于曾经侵略中国、造成战争灾难的日本，中国民众则希望日本国民能反省侵略战争的罪行，了解中国民众受害的历史事实，充分理解与尊重中国民众反对侵略战争的感情，使两国人民达成反对侵略战争、维护永久和平、保持友好相处的共识。
然而，日本国民对于那段历史的“历史记忆”，则与中国民众存在很大差异。由于日本是发动侵华战争的“加害者”一方，当时的日本国民从对华战争中体验的大多是胜利、征服、掠夺、收获等愉悦的“获得感”。战败后的日本虽然被国际社会判定为侵略战争的“加害国”，一些主要“战犯”也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但由于战争的发动者、领导者的战争责任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算，一些人还很快恢复了在日本政府内任职，使得日本政坛一直有不愿承担战争责任及掩饰、美化侵略战争的右倾势力存在，他们与社会上的右翼势力相互呼应，采取掩盖侵略罪行、歪曲历史事实、美化战争参与者、淡化战争记忆等手段，使得一些日本国民的“历史记忆”狭隘缺失，偏离历史真实，也偏离和平正义的普世价值。这种状况特别到近年，亲身经历战争的一代逐渐离世，对于仅靠前代传承而形成“历史记忆”的当代日本人来说，这种偏离更加严重。
据日本《每日新闻》2014年12月报导，日本媒体与大学联合调查结果显示，现在日本人口中有八成是战后出生，他们当中一半人没有听说过战争，其中20岁—30岁年轻人中约有六成从未听说过战争。另据日本《读卖新闻》2015年2月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对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只有5%的受访者表示“很清楚”，44%的受访者表示“知道一些”，49%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或“完全不知道”;60%的受访者表示，是通过学校教育和教科书了解战争的。[34]由此可见，在日本政府右倾势力主导下对侵略战争掩饰、淡化的策略，对于塑造没有战争体验的当代日本人、特别是青少年一代“去战争化”和“去罪责化”的“历史记忆”确有成效。日本国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历史记忆”的日渐偏失，与中国、韩国等战争受害国国民“历史记忆”的差异愈渐拉大，势必成为两国“国民感情”及两国关系的障碍，也给未来的东亚和平埋下了隐患。
但是也要看到，自战后至今，日本国民中一直有许多爱好和平、具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士，包括政界、学界、社会、媒体、律师、商界人士及普通民众，自发地发表文章、著述，组织民间和平组织，举办集会、展览等，开展各种反省战争、谋求和平的活动。他们顶着右翼势力的压力甚至威胁，揭露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毒气战、活体解剖、强征“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被日本政府及右翼极力掩盖而不被日本民众广泛了解的罪行，敦促日本政府认真反省战争，承担战争责任，反对日本政客掩饰、美化战争罪责的右倾化言行。[35]日本民间和平人士坚持不懈的和平努力一直持续，形成来自民间、以民间和平人士为主导的反对美化战争、反省侵略罪行、谋求东亚和平的民间“历史记忆”，以求矫正掩饰战争责任的右倾化“历史记忆”的偏失，缩小与中、韩等受害邻国“历史记忆”的差异，以求得与中、韩等受害邻国和平友好相处，共建亚洲和平国际关系。这股民间和平力量虽然在当今日本社会不占主流，但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而且他们坚持不懈，使得这股民间面向和平的“历史记忆”具有持久顽强的生命力，代表着日本国民中理性、和平的力量，他们因而也得到受害国中国民众的尊敬，成为连接中日民间友好的纽带。日本这些爱好和平人士，正在做着增进中日“国民感情”的事。
三、“历史记忆”与“历史共有”
虽然中日两国民众“历史记忆”的差异导致两国国民的“历史认识”存在差异，但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状况也在发生改变。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中日两个东亚邻国的经济联系愈加紧密，国家共同体与“东亚利益共同体”的重合度日益扩大。在此环境变化之下，中日两国国民更需谋求消解“历史认识”上的隔阂，寻求建设“共同历史认识”，以铸造两国永久和平、友好相处的“国民感情”基础。
“共同历史认识”的基础是“历史共有”，即对“历史事实”的共同确认和了解，以及“历史记忆”的相互了解和共有。对此，中日两国学者及各界人士多年来做了许多工作。在他们的推动下，已经取得不少进展。例如，2006年，安倍晋三首次出任日本首相时访华，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组织中日两国权威历史学者进行“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经过双方多位学者长达三年的认真研究、反复研讨、交换看法，于2009年底完成了第一阶段研究成果报告并公布于世。报告指出，虽然两国学者对一些战争具体事实的认定上存在差异，但“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性质及战争暴行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36]这是第一次由中日两国学者依据两国政府协议而进行的共同历史研究，是两国政、学两界共同认可的权威性研究。它奠定了两国“共同历史认识”的基础，也应当成为两国政治家和国民大众的历史认识基础。2014年10月，由参与“共同历史研究”的中日学者撰写的报告《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的中文、日文版在两国同时交付出版，中日两国民众通过阅读报告内容，会自主作出理性判断，会对两国学者共同研究达成的“权威历史共识”抱有尊重和接受态度。这也是建构两国国民“共同历史认识”的基石。
“共同历史认识”的前提是“历史共有”，它既需要亲身经历者的如实陈述，文献和遗迹的物化留存，以及后世学者的研究认定，并诚实地形之于书籍、影视及大众读物，还需要通过传播、教育等传承形式，形成国民世代传承的“历史记忆”。通过两国国民“历史记忆”的相互交流、了解和共有，向着“共同历史认识”趋近。
两国国民“历史记忆”的相互了解与共有，是民众通过自主行为即可进行的有效方式。在中日民间交流交往日益扩大的今天，两国爱好和平的学者、文化界、旅游界人士，以及众多去对方国家旅游、观光、工作、学习的人们，都可以以自己的行动做到。例如，每年超过500万人次的两国互访游客，在对方国家除了欣赏美景、参观古迹、品尝美食、选购特产之外，也应当去参观遍布各地的历史博物馆，特别是记录近代中日历史、两国交往以及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博物馆、纪念馆、历史遗址遗迹等，去看一看对方国民的“历史记忆”怎样，与本国的“历史记忆”有何不同，并认真地回味思考一下“战争与和平”对于两国人民的意义。两国的学者、媒体人和文化界、旅游界等人士，应当鼓励和引导两国游客做这样的“历史游”、“文化游”。这就是“历史记忆”的相互了解与共有。
对于去日本的中国游客而言，也应当到日本的历史博物馆、纪念馆了解作为战争“加害者”和“受害者”双重身份的日本国民形成了怎样的“历史记忆”，思考如何缩小两国国民“历史记忆”的差异，增多历史事实的共有内容。此外，日本各地还有不少记录近代中日友好交往历史的纪念馆和遗迹。如孙中山领导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辛亥革命，是改变中国近代命运的重大事件，但对于孙中山及这场革命与日本的关系，一般的中国民众了解不多。其实，日本是孙中山领导革命的首要基地——自1895年领导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即避往日本，后于1905年在日本东京联合黄兴等一批留日学生、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同盟会，开始进行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成功、建立民国后，又于1913—1916年间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开展反袁独裁斗争;直至逝世前数月的1924年冬，由广州北上途经日本时，又停留10天。在孙中山长达三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总计进出日本14次，在日本居留时间累计达9年，约占他流亡时间的一半，革命生涯的三分之一。据日本学者考证，孙中山结识、接触、交往过的日本人，包括政、军、财、文等各界人士约三百人，与孙中山及革命志士黄兴、宋教仁、何天炯、戴季陶等有过交往及各种关系的日本各方面人士达千人以上。[37]因此，日本各地留存着不少孙中山及革命志士与日本人士交往的历史遗物遗迹。日本友好人士对此倍加珍视，有些被精心保存下来。他们通过建立纪念馆、设立历史遗迹以及举办展览、演讲、集会等各种纪念活动，让这些中日友好交往的历史作为国民的“历史记忆”而固化。
这些与中国友好交往的历史遗存及所承载的“历史记忆”，是链接中日友好的纽带，通过赴日旅游参观的中国人的了解，可以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共有的历史记忆”。这些中日友好交往的“历史记忆”，就是中日深厚的“国民感情”的基础。只要两国国民以“自主”态度加强相互了解，从“历史记忆”的相互了解和共有做起，不断向“共同历史认识”趋近，就能由“历史共有”奠定中日世代友好的国民感情基础。
[作者简介]李长莉，198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赴东京大学、大东文化大学、创价大学、里昂第二大学、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文化大学、波士顿大学、斯坦福大学作访问研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先觉者的悲剧──洋务知识分子研究》、《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等。
[1] [日]山室信一 编：《國際シンポジウム日本・中國・朝鮮間の相互認識と誤解の表象》(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8);上越教育大学东亚研究会：《東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新しい歴史表像をめざして―歴史研究と歴史教育との対話―」》(大阪：清文堂，2002);[日]二谷贞夫 编：《21世紀の歴史認識と國際理解——韓國・中国・日本からの提言》(东京：明石书店，2004)。
[2]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 编：《歴史教科書をめぐる日韓対話——日韓合同歴史研究シンポジウム》(东京：大月书店，2004)。
[3][日]君岛和彦：《教科書の思想——日本と韓国の近現代史》(东京：すずさわ书店，1996);[韩]鄭在貞：《韓国と日本歴史教育の思想》(东京：すずさわ书店，1998)。
[4] 中文、日文版的《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分别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东京大学出版会于2006年出版。
[5]《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未來を開く歴史》(东京：明石书店，2005);《未來を開く歴史》(首尔：한겨레新闻社，2005)。三种文字在内容上完全一致。
[6]《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新しい東アジアの近現代史》(东京：日本评论社，2013);韩文书名与日文相同, 由Humanist出版社2013年出版。
[7]《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日文本由日本勉诚出版社2014年出版。
[8]近代史卷本来由三部九章构成，由于第三部分的三篇文章涉及的历史距离现在比较近，而相关数据的开放尚不充分，并且也包含了与当前中日关系直接相关的政治问题。为使共同研究真正促进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方面的相互了解与理解，拟将这一阶段的问题纳入第二阶段继续研究，此次发表的报告中没有包括这一部分论文。
[9][日]梅靖三：《戰爭是罪惡》(东京：昭和出版，1994)，第192页
[10][日]石田雄：“反戰和平思想與運動中的歷史認識”，《“歷史認識”論爭》(东京：作品社，2002)，第79页，。
[11][日]高桥哲哉：“中译本序言”，《战后责任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1页。
[12][日]若宫启文：《和解与民族主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吴寄南译，第63页。
[13][日]大沼保昭：《東京審判·戰爭責任·戰後責任》(东京：东信堂，2007)，第144页。
[14][日]吉田裕：《現代歴史學と戦爭責任》(东京：青木书店，1997)，第183—188页。
[15] 近年研究中一个有力的观点是，批准并交换《马关条约》文书后(1895年5月8日)，日本派去占领台湾的军队，与台湾民主国军、抗日义勇军之间发生的“日台战争”也算作甲午战争的一部分〔[日]大谷正：《日清戦争》(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14)，第242—244页〕。
[16] [日]福沢諭吉：“日清の戦争は文野の戦争なり”，《時事新報》1894-07-29。
[17] [日]阪野润治：《日本近代史》(东京：筑摩书房，2013)，第251页。
[18] [日]三谷太一郎：《近代日本の戦争と政治》(东京：岩波书店，1997)，第36页。
[19] [日]三谷太一郎：《近代日本の戦争と政治》，第43页。
[20] [日]三谷太一郎：《近代日本の戦争と政治》，第250頁。
[21] [日]櫻井良樹：“日露戦争後の日本──‘大國民’意識と戦後ナショナリズム”，《“岩波講座”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第2巻：日露戦争と韓国併合(19世紀末—1900年代)》(東京：岩波書店，2010)，第293頁。
[22] [日]千葉功：《桂太郎──外に帝国主義，内に立憲主義》(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12)，第233頁。
[23] 1914年1月—11月，日军、英军对德国租借地中国胶州湾的攻略战。
[24] [日]三谷太一郎：《近代日本の戦争と政治》，第56—59页。
[25] [日]三谷太一郎：《近代日本の戦争と政治》，第59页。
[26] [日]三谷太一郎：《近代日本の戦争と政治》，第76—77頁。
[27] 刘杰：“終戦と日本の責任認識問題──蔣介石政府と汪兆銘政府をめぐって”，《1945年の歴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第3—29页。
[28] 日本内閣府大臣官房政府広報室：“世論調査報告書”，
[29] 齐旭：“五年内往来人员增千万 中韩VS日本：政冷经热”，《新民晚报》2015-04-14。
[30]中国旅游局信息中心：“推动中日韩三国旅游更便捷、更舒适、更安全”(2015-04-13)，中国旅游局官网。
[31]日本内閣府大臣官房政府広報室：“世論調査報告書”，
[32] 日文原文为：心の中にぉこる、嬉しぃ·悲しぃ·乐しぃ·さびしぃとぃぅょぅな感じ。
[33]日文与“感情”词义相近的“気持”一词释义为：ぁる物事·人などに对して起こる心の状态。
[34] 赵松：“日媒调查：近五成日本受访者不知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人民网，2015-02-25。
[35] 步平：《跨越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6]步平：《跨越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步平、[日]北冈伸一主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37] [日]安井三吉：“解說”，《孫文・日本關係人名録》(神户：孙中山纪念会，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