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6-05-24
一批木材运抵工地后，工匠们会清点、排料，为每一根木材编号，分工加工不同的建筑构件 本版图片 ■ 都市时报记者 资渔
施工队伍中唯一的一位女雕工。她正在按照工程图勾勒花纹
所谓“木匠都有状元之才”，修古建筑，工作最复杂的就是木工
施才权把“雀替”立起来，上面绘制的鳌鱼已经初见雏形
石匠的工作是把大小不一的大石块錾成同一种规格，这些石头将被安放在大成殿不同规格的木柱下方，承重的同时还能防腐、防潮，防蛀
■ 都市时报记者 辛亚洁
“也许是因为人长大了，也许是因为文庙拆变样了。”
每当65岁的史老汉坐在泮池边的石凳上，他便会想起那只逃出笼子四处捣乱，甚至钻进文庙东巷某个同学的家偷吃粮食的猴子。这时，他的嘴角就会咧开，微微上翘。小时候，他总觉得文庙很大，很好玩，“现在就没这种感觉了。”他捏着一只黄澄澄的梨，仔细地削下一层薄皮，悠悠地回忆着记忆中那座昆明的文庙。
童年记忆
“那时文庙公园里驻有很多单位，就像一个大杂院。大成殿前的小广场，还可以看篮球比赛。”
下午3点，一位戴黑色鸭舌帽，帽檐边露出花白头发的大爷，扶着栏杆，颤颤巍巍地走到楼梯拐角处，转身张望。
站在文庙公园最里侧的公共卫生间二楼，可以看见与公园一墙之隔的工地。老人在电锯发出的撕扯声中站立着，呆呆地看了很久。工地里的木头远比人多，文庙大殿确实在重建，只是昔日的大成殿依旧没有踪影。他捏紧红色的布口袋，走上楼梯，猫腰进了卫生间。工地上，有工人举着电锯，抡着板斧，也有人握着小刻刀正在雕花。还有叮叮当当的敲打声，那是石匠正在挥汗如雨。
文庙的重建，勾起了许多老昆明人的心思。他们的童年时代，昆明还很小，处于市中心的文庙是最大的“玩场”。文庙，就是他们童年的物证。
史老汉出生于1951年，年少时一直随父亲住在位于文庙直街的省交通厅职工宿舍，直到上世纪80年代拆迁时才搬离，“那时我都要成家了。”人生的前三十年都在文庙附近度过，史老汉的心里有很浓的文庙情结。他经常一个人转到文庙来，“人老了，挺怀旧的。”只是，文庙作为昆明的一个地名还在，当年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却早早失去了联系。他还记得，那时文庙公园里驻有很多单位，就像一个大杂院。
到今天，史老汉还记得当时文庙大成殿前的小广场，那里可以看“银院队”和“火车头队”的篮球比赛；在说书人抑扬顿挫的声音里，他知道了《三国演义》《水浒传》里的历史风云；大成殿前的石头台阶他也熟悉，因为他经常在那里爬上爬下。“大殿里经常会有各种展览，我还在里面照过哈哈镜，一两分钱一次，很好玩。”
文庙，唤起了这个老昆明人珍贵的童年回忆。“一直在等它修，一直都没动静，等得心急呀。现在好了，等大成殿修起来，文庙就真的是文庙了。”
午饭过后，文庙小公园里热闹起来，上了年纪的人三三两两从古老的棂星门里走进来，很快就坐满了树下的石凳。几乎每个老人都有固定的伙伴，下象棋、围棋，打扑克，唱花灯。进门右侧那一角，是花灯爱好者的地盘，月琴和板胡“吱吱呀呀”的声音从那里弥散开来，成了棋盘上调兵遣将的背景乐。
拉了许久的板胡之后，87岁的夏金玉累了，拎着茶杯踱到对面的石凳上，坐下歇息。他面前的树底下，每个石桌边都或站或坐挤满了人，整个园子显得拥挤。可即便是这等景象，也不复夏金玉心中昔日的盛景。
“现在冷清多了。”他记得，，当年公园里挂着很多灯泡，晚上很亮堂。“现在公园多，玩场也多了。”对于文庙的衰落，他颇觉惋惜。
抿了一口茶水，夏金玉说：“文庙大殿要重修，当然好了。原来的大殿相当漂亮，不知道新的盖起来是什么样子。”
毁建轮回
上世纪60年代，文庙中80%的屋宇遭彻底损坏，大成殿也未能幸免。公园里现存的建筑，多为上世纪80年代建造。
“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当现任昆明文化馆馆长付晓辉确认文庙大殿将恢复重建时，欣喜之余，还有几分忐忑。
昆明文庙的恢复重建，颇有些波折。付晓辉记得，2015年11月10日这天进行的开工仪式，并不是“重修文庙”的第一次。2010年，文庙就有过一次动土奠基仪式。“那年开工仪式都搞了，电视上也报道了，但只是破土，并没有动工。”搁浅的原因，与政策、资金、设计方案的调整都有直接关系。这一次，直到大量的原木被运进工地，付晓辉才确信，昆明的文庙真的要重现于世了。
上世纪60年代，付晓辉出生的时候，大成殿已被损毁。从小就听家中老人说这座大殿怎么好，却从没见过它到底有多好，付晓辉的心里也怀了许多好奇。“我小的时候，文庙公园就跟现在的样子差不多。”
文庙的恢复重建，在昆明的文化系统内是一件期盼已久的大事。开工至今，付晓辉没事就踱出棂星门左侧那栋二层小楼的办公室，站在公厕的台阶上，往工地那边张望。
据相关史料，公元1276年，元代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在昆明修建了云南的第一座文庙，拜祀孔子，也教书育人。历史上“云南府儒学”和“昆明县儒学”都设在文庙内。清代康熙年间和光绪年间，文庙经历过两次大的修缮，现存的文庙遗址，为康熙二十九年迁建。
抗日战争时期，夏金玉已经十多岁，能记事了。他记得，文庙里展示过飞虎队击落的日本轰炸机，还有炸弹，“那炸弹就像个大萝卜，后面带个叉叉。”1941年1月29日，日军飞机轰炸昆明，大成殿被炸毁了一半，后由云南省政府重新修建。夏金玉说，在那之后，用来展示战果的日本轰炸机被转移到圆通山。
1949年以后，昆明市成立群众艺术馆，并在文庙内办公，开展群众活动，自此，文庙便有了民间文化交流的根基。到了上世纪60年代，文庙中80%的屋宇遭彻底损坏，标志建筑大成殿也未能幸免。文庙公园里现存的建筑多为上世纪80年代建造，水泥钢筋结构覆上仿古“外衣”，不伦不类。付晓辉认为，泮池中间的那座八角亭更是不合规制，“一般大殿前的中轴线上，是不应该有任何建筑的。”
改革开放以后，要求复建文庙大殿的声音不绝于耳。各种方案提了又提，但碍于各种条件的不成熟，工程一缓再缓。好在目前它终于动工了，不久的将来，重建后文庙将再次作为汉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交融发展的历史实物见证，带着老一辈人的记忆重现眼前。
可塑之材
按照最初的设计，大成殿将由红白松原木搭建而成；进入施工阶段后，木料改成了花旗木，全部从加拿大进口。
去年11月施工方进场时，大成殿的旧址上还是一片荒草。在场地平整、挖土方做地基的时候，工人们从地下挖出了不少砖石，经考证，这些砖石包括曾被拆除的临建房屋用料和原大成殿地下部分的石构件。于是，修建方案再次变更，决定将清理出来的柱础石重放回原来的位置，只不过，它们需要被加工成一样的大小。
施工方总是会在实际施工的过程中，依据施工条件对设计图纸作出修改，业内术语叫“图纸深化”。文庙的恢复重建工程也免不了这样的深化。因为意外发现的柱础石，工地上引入了石匠。工地管理人员魏工说：“目前共挖出来4个柱础石，有2个能用，另外两个的直径比标准尺寸小60厘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意味着，石匠除了需要对尺寸不一的石构件进行再加工外，还得再新做一部分石构件。“其实，如果没有挖出来的这些，统一在外面的厂子定做，更方便。”
除了新发现的石构件，“深化”最大的，莫过于对木料的选择了。按照最初的设计，大成殿将由红白松原木搭建而成；进入施工阶段后，木料改成了花旗木，全部从加拿大进口。大成殿长44.99米，宽25.2米，跨度很大，所以密度更高，承重能力更好的花旗木更符合施工需求。另外，魏工猜测，更换花旗木的另一个原因或许与柱子的尺寸有关。“大柱子，梁都要求木头直径在60厘米以上，最长的有8米。”他估计，这么大尺寸的松木不容易买到。
如此大尺寸的木料，势必给运输带来不便，尤其要运进市中心的工地。800多方木料分几批次采购，直接从山东运到昆明。可供进出工地的路只有市文化馆展览厅旁边那条窄窄的巷子，运料的车必须在夜间进城，倒好多次车，才能将车弄进工地。“司机技术好的话半个多小时，要是不熟练，得两三个小时。”运料车进场后，吊车下料也是一个冗长的过程，往往会持续两个多小时，“所有木料必须一次卸到位。”
大成殿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用料的选择。按最初设计，大成殿和大成门都用五样瓦，在看过样品后，大成殿屋顶上的用瓦换成了几乎大了一倍的四样瓦。魏工回头指着一墙之隔的八角亭，“你看，五样瓦就那么大，大成殿那么大的气势，不合适啊。”
开工半年以来，这个地处昆明市中心的工地收获了格外多的关注，魏工经常能看见有人在公厕楼梯上张望。才开始施工的时候，每当旭日东升，他总是能看见从西边楼上射出来的镜片反光，后来才知道，那是许多老人在家里拿着望远镜往工地上望。
缓慢的进展让人心急，工地上能看见的除了木头还是木头。魏工解释，古建筑工地的特别之处，在于以木构件的加工为主，所有木构件加工完毕之后，才能开始组装搭建。“很枯燥，我不出办公室，光听声音就知道外面工人在做什么活。”他说。
匠人之心
下多少料，留多少余地，如何划线，如何让榫卯更牢固……施才权说，古建里面最复杂的就是木工了。
5月11日的下午，日头甚烈。工地上，施才权和几个木匠围在一起，商讨木构件的形制。
付晓辉说，“文庙的建设是有规制的，基本的规制不变，但细节上，各地都会融入自己的地方文化符号。”在木工工长施才权看来，体现地方文化的地方，正是木工队发挥的空间。他和工人们商定，为了符合清代的建筑形制，也为了使雕刻出来的木构件更为立体，统一将所有木构件的外沿雕成“鱼脊背”形状，且是最深的一种。
26岁的杨伟文正在树阴下雕一个“雀替”，它将被安置在横梁与竖柱相交处，承担部分来自于横梁的压力，且有美观功能，是古建中雕画装饰的重点。在设计图纸上，这个“雀替”上的图案被标注为鳌鱼，但具体是怎样的鳌鱼，由杨伟文来决定。
在同等大小的白纸上，杨伟文画出两张同样的鳌鱼图案，分别贴在厚木板的正反两面，用锯子下掉多余的料，剩下的全凭刻刀完成。木板厚约20厘米，如果不作处理，这它只是一个平面，“鱼脊背”则可以让这它生动地“活”起来。这些细节，正是在冰冷的图纸线条和固定的榫卯结构之外，可供木匠们发挥才能的地方。施才权感慨，正因为此，即便是同一张图纸，南方和北方的工匠造出来，也是有区别的。
施才权带领的这支木工队来自大理剑川，成员都是白族匠人。他们用白族话互相讨论时，浓重的鼻音使人产生错觉，好像他们在自家白墙灰瓦的院子里拉家常。整个木工队年资最久的施才权入行已28年，他的水平之高，足以被尊称一声“大师傅”。他参加过楚雄姚安光禄古镇古建群、大理崇圣寺、独克宗古城民居等地的古建工程，积累了丰富的古建经验。
“大得多。”他说，大成殿是他参建的项目中单体建筑最大的。并且，因为增加了雕花的构件，所以大梁、立柱的尺寸也相应有所增加。跟木头打了一辈子交道，施才权知道，要是摸不准木头的“脾气”，就会给施工带来很多麻烦。头一天，他第八次重做了大殿中间的一根双面挂枋——一大一小两根嵌合在一起的横梁，原因是木头发生弯曲，无法继续使用。
“木头是有脾气的。”施才权说，劈开的木头里能看见一些红色的细小纹路，这是“不可预见”的部分，是树木在生长过程中对周围环境的变化所产生的应激反应的体现。根据经验，有红色纹路的木头容易变形，木头越长，越容易发生弯曲，而令他提心吊胆的是，这根挂枋长达8米。“如果长椽需要100根，短的需要50根，那么一般要准备130根长的，20根短的。”多年积累的经验告诉他，长椽要多做30%的准备，发生弯折后可以用作短椽。
下多少料，留多少余地，如何划线，如何让榫卯更牢固……施才权说，古建里面最复杂的就是木工了。他的家乡流传着一句话，“木匠都有状元之才”。背着夕阳，杨伟文皱着眉，把刚刚用力压下去的刻刀拔出来。刀卷刃了，他拿到眼前瞅了一下，又放在一边。这套刀具已经忙碌了一天了，短短5分钟之内，已有3把卷了刃。
“木头太硬了。”施才权喃喃自语。经过一天的劳作，他的脸上、身上都沾满了木屑，颧骨上挂着一抹红晕。他喜欢用较软的青皮木雕镂空的花，“会越雕越兴奋”。
工地的另一边，几个老师傅背着夕阳，轮番抡起板斧，那是些经验更丰富的老手。一根粗壮的原木被他们劈砍成浑圆的立柱，晚风中，“橐橐”的声音夹杂着木料的自然气味，悠悠然地散播开来。
再造文脉
林徽因和梁思成曾在昆明文庙办过“营造法”展览，西南联合大学在这里办过夜校，朱自清等名人在这里讲过课……
杨炜坐在石头上休息，他敲了一天的石头，手麻酥酥的。他要把大小不一的大石块錾成同一种规格，这些石头将被安放在不同规格的木柱下方，承重的同时，还用来防腐、防潮，防蛀。他自己用钢钎加工的不同规格的錾子有二三十个，两三年内，这些工具从40多厘米磨得只剩十多厘米长，再短，手就握不住，没法用了。
这位石匠开始工作的时候，工地上就能听见“叮叮当当”的清脆声音，与之一同落地的，是一层薄薄的碎石片。他的身后，还有一堆长短不一的土黄色条石等着加工。来工地之前，他就知道这里是云南历史上一个顶有名的文庙。他家有两个男孩，都在上学，他希望孩子们多少能沾点文庙的光，考个好学校。
不仅是杨炜、施才权，还有许多匠人们，他们也都对这个“云南最大的文庙”抱着一些期许，希望自己付出的辛劳化为文庙对自己子孙的荫福，让儿孙都沾点文气。在文庙公园里转悠的老人们说，“盖好了文庙，我们昆明可能要多出一点进清华、北大的高材生咯。”他们认为文庙就是昆明的文脉，影响着城市的礼教大事。
付晓辉理解，这是老人们对文庙最朴素、直接的期望。若真论起文庙复建的意义，那一定是对历史、文化实物证据的恢复。建庙之初，昆明文庙就象征着汉文化的融合，云南和中原的接轨。“昆明是怎么成为今天的样子的？怎么变迁的？这要有具体的根据，要有实际的东西来印证，文庙就是这样一个印证。”作为首批全国24座历史文化名城，昆明有许多名人故居、历史遗迹，这些都是文化的活态展示区，重建文庙，对展示昆明的文化历史有着非凡意义。
林徽因和梁思成曾在昆明文庙办过“营造法”展览；西南联合大学在这里办过夜校，朱自清等一干名人在这里讲过课。在古代，文人科考住会馆，在文庙祭孔，在云南大学校园里的贡院参加考试，入仕后或入住文林街……“目前昆明的这些地方比较碎片化。”付晓辉希望，文庙能将这些历史和文化的碎片一一串起来。
对于普通人而言，文庙的恢复使他们多了一个寄托精神的载体，多了一个福佑子孙的寓所。施才权在工地上“调教”木头的时候，他的父母和妻子将这当成是另一种“祭孔”的仪式，“修大殿挣多少钱不要紧，重要的要让子孙后代多沾点光，考个好大学。”
离收工没几分钟了，施才权把“雀替”立起来，鳌鱼初见雏形。杨伟文蹲在几步之外的碎石堆上，凝视这个自己刚刚完成的作品。他的白线手套上夹着烟，嘴里缓缓地喷吐着烟圈，晚风中，青烟随风而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