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忠
上世纪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世界记忆工程”，该项目旨在实施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保管与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任务，提高世人对文献遗产的重要性及保管之必要性的认识。此处涉及的 “世界记忆”，，是指全人类共同的历史记忆，其中档案文献遗产是世界记忆的主要部分，包括手稿、图书馆和档案馆保存的任何介质之珍贵文件，以及口述历史的记录等。迄今，全世界已有百余份珍贵文献档案进入该名录。而在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清代内阁秘本档、纳西东巴古籍等，均已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作为一种历史记忆，中国的文献档案浩繁无数。其中，传统方志与档案便是承载历史记忆的两种重要媒介。中国编纂方志的历史相当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方志就已初露端倪，历经秦汉魏晋隋唐的发展，及至宋元方志渐次定型，到了明清更是进入了兴盛时期，民国之后方志体例续有创新，再到建国后迄今的多轮兴修，可谓源远流长。特别是从明代开始，无论是内陆腹地还是僻远边疆，均有志书编纂。除少数地区仅纂修一次之外，绝大多数地区均一修再修。而就方志类别而言，从其记载的区域来看，除了记述省以上区域乃至全国范围的总志之外，还有以省、府、州、厅、县为记述范围的通志 （省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等。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类专志。
作为地方历史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综合体，方志不啻为一域的百科全书。现存的方志多达8000余种，因其数量庞大且前后接续，为我们探究各个地区的自然环境以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和科学技术等，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自南宋以后，方志体例虽然趋于制式，但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方志记述的内容，仍然呈现出强烈的区域色彩。大致说来，与中央集权的传统中国所设置的行政区划相匹配，各类方志层次清晰，结构完整，反映出广土众民、层级分明之大一统国家政治框架下各区域的历史记忆。而由方志的载述，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这也是民族文化生生不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一种外在展示。
与传统方志一样，档案亦是承载历史记忆的重要媒介。档案的范围很广，仅以历史档案为例，除了北京和台北故宫的明清宫廷档案、顺天府档案、四川巴县档案、南部县衙档案、江苏太湖厅档案和台湾淡新档案等公文书之外，还有大批的民间契约文书。近数十年来，各地陆续发现了一些契约文书，比较著名的如南宋迄至解放前后的徽州文书、福建闽北的明清契约文书、珠江三角洲的广东、香港土地文书和贵州锦屏苗族山林契约等。以徽州文书为例，这是国内目前所见为数最多的契约文书。学术界对徽州文书的关注始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而徽州文书的大规模发现，曾被学界称作是继甲骨文、敦煌文书、大内档案 （即明清宫廷档案）和秦汉简帛之后， 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 “第五大发现”。
迄今所知、多达50余万件 （册）的徽州文书，是传统时代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生产和商业活动中形成的原始记录，从中反映出极为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作为水云深处的历史记忆，徽州文书是相当珍贵的记忆遗产。数年前， “明代徽州土地产权变动和管理文书”及 “明代江氏家族分家阄书”，先后列入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另外，安徽省黄山市还通过 《黄山市文化大市建设规划》，其中倡议：将集中选取跨越时间长、连续性强的典型完整之徽州文书，争取申报世界记忆遗产。这虽然还只是一种规划，但从中亦可反映出国人对历史记忆遗产的愈益重视。
对方志和档案的重视虽然历时已久，但与近数十年来历史研究的学术转型亦息息相关。传统史学以治乱兴替为其主线，对政治史之兴趣远甚于地方社会的民生利弊。及至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区域系统分析方法的出现，以区域取向探析和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过程，在中国史研究领域蔚然成风。也正是在这种区域研究的背景下，方志之价值得到了空前的重视。此后，文化史，特别是 “眼光向下”的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的发展，更促进了当代史学的演进。在此背景下，档案愈益受到学界的青睐。特别是那些反映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民间文献，为超越学科壁垒、深化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中国是个文献大国，方志与档案，作为保留民族记忆的媒介，在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传统方志的功能是存史、资治和教化，鉴往方能知来，方志之存史，亦即保存历史记忆的重要途径。志书能否传世，不在于当世的浮夸滥评，而取决于后代的严格验证，取决于它能否承载一定地域的历史记忆。换言之，历史记忆必须得到有效的传承，文本才有价值，档案文献如此，方志亦复如是。在我看来，如何继承优良传统，凸显方志的存史功能，尤其是在当今，无论如何强调恐怕亦不为过。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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