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丰臣侵朝战争的记忆,在中日韩,都经过加工和解释。加工和解释各有其政治和伦理目的,因此各种表述之间会相互偏离。
但据此说作者在有意粉饰,就过于简单化了。其实各人在寻求特定事件的意义的过程中,都会有所取舍、有所侧重。作家王安忆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写作是用不靠谱的材料来建设不靠谱的存在。”这里的写作不仅适用于小说,也适用于历史。但需要追加一句的是:正是这些“不靠谱的存在”,可能比实际的存在更“靠谱”。因为现实事件是碎片化的、孤立的,它需要依靠解释、建立关联才能产生意义。也因如此,塑造、加工出来的记忆,也是真实的,因为它们对当世及后世的政治文化产生着实实在在的影响。
比如明援朝鲜,此后数百年,无论在中原还是在半岛,大多是被认为是体现了宗藩原则下的血盟,或者说中朝之间自古以来的特殊关系。这种思路,不管从儒家世界观的礼制秩序,还是唇亡齿寒的地缘政治角度,都有解释力。万历皇帝在得胜后的平倭诏中,对此役定性:“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朝鲜君臣自然也万般感激上国的无私相救。
这在今天看来可能好笑:史料明明记载,两国对待战争的态度、以及在战争过程中的态度变化,其实十分复杂;出于不同政治考量,两国对日军入侵的目的、战和选择、是否求援/援助、援助的目标、战事缓急、战场指挥权、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均存在矛盾,相互腹诽也不少。但历史阐释须求其大义,而且要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来评价。历史细节很多,面向也过于丰富,但细节之上总有大义。如果仅取片段而谤其大义,会一叶障目,导致价值虚无。
1592年6月,日军攻克平壤,同时第一批明军开始渡过鸭绿江。但明军不熟悉日军战法,在平壤第一次交手时,辽东铁骑完败于日本鸟铳。随后,明逐步增加军援力度,让宋应昌和名将李如松总揽军务,一方面派沈惟敬与日军谈判,拖延时间。翌年年初,靠着由南方调来的重炮部队,李如松在平壤大败小西行长,挥师南下直逼汉城。但在随后的碧蹄馆战役中,明军再度为日军所阻,退回开城及平壤。到年中,日军补给为明朝联军切断,特别是在海上,李舜臣指挥朝鲜水师屡挫日军,基本掌握制海权。

朝鲜水军的主力战船“板屋船”
在此情况下,丰臣秀吉不得不与明朝商讨议和。负责谈判的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为达成协议,各自欺上瞒下,以丰臣接受明朝册封来换取日本占有朝鲜南方四道。丰臣识破后大怒,暗自备战,于1597年借故下令二度攻朝。主力已退出朝鲜的明军再次渡江迎战,双方互有胜负。1598年10月,丰臣秀吉病亡,日军无主,开始撤退。在一个月后的露梁海战中,明朝联军重创日军,但也付出了明水师副将邓子龙和朝将李舜臣战死的代价。整个战事在1598年底结束,明军第二年班师。
冲突虽跨7年,但战斗则主要集中在1592至1593年,以及1597至1598年,中间有很长一段僵持和休战期。形成这样的节奏,和明朝一位人物——沈惟敬——大有关系。今天无论在哪个国家的史书中,此人都是个反派角色。他出身嘉兴,混迹市井,早年往来日本,会日语。人到暮年,遇到人生最大转机——丰臣侵朝,,遂被兵部尚书石星请来与日交涉。他认为日本要的无非是册封和贸易,因此力主以和谈化敌,甚至不惜伪造文书,在中朝日之间大搞忽悠战术。沈惟敬的欺君罔上终被戳破,万历下令将躲在朝鲜的他捉拿归案,并在战争结束后问斩。
这样一个后来被称为“无赖”小人物,跟中日韩各方的宏大叙事都很不和谐。但恰恰是这个无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先在明军平壤首败后,只身赴日营谈判,拖住日军数月,为援军赢得时间;后竟不费一兵一卒,说服小西行长退出汉城,归还汉江以南诸道以及朝鲜人质,让朝鲜君臣(乃至北京兵部)都视他为高人能人。他忽悠得太成功了,后来终于玩过火,把丰臣秀吉提出的苛刻的和谈条件说成是请降求封,而且还真带着明朝的册封诏书,去日本参见一心以为明朝前来乞和的丰臣;被后者驱逐回朝鲜后,竟还敢伪造丰臣的谢恩状给北京……活活将东亚三国戏弄于股掌。
为什么他竟能如此游刃有余?某种角度说,沈惟敬对东亚的宗藩体制是有深刻理解的,知道在这个体制的话语框架下,具体实践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和操作空间。美国历史学家濮德培(Peter Perdue)指出,宗藩话语是一种“跨文化语言”,使用者有相当大的灵活性来为不同的目的服务。沈惟敬深谙此道,他自认为很清楚中日各自的需要,只要能靠两头糊弄蒙混过关,令双方各安现状即可万事大吉。至于现状是什么,完全可以按各自需要各自表述。而中日两边还真就被他说得一度止战休兵。
沈惟敬在这场大角逐中的作用太突兀了,如果要紧盯着他来写历史,什么“仁恩浩荡、义武奋扬”都要灰飞烟灭的。但是,他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值得回味的情节,道出历史认知和现实操作之间相互排斥的常态。
战时出任朝鲜领议政(相当于首辅)的柳成龙,在其《惩毖录》一书中,收录了沈惟敬写给另一位朝鲜高官金命元的“自辩书”。其中,沈对一些朝鲜官员对他前恭后倨,口号喊得山响实际又很无能的表现很不以为然。他成功劝服小西行长归还汉城及汉江以南诸道后,曾询问朝鲜官员如何善后,对方一改前番“涕泣叩头”的态度,应声回答:“小邦君臣责任也,老爷不须挂意。”很有气魄。可一旦日本再次发兵,朝鲜官员“只有号泣阙下之一策”。在沈惟敬看来,这明显是“文章功业不相符合”。可他不知道,文章(认知、叙述、阐释)和功业(现实)从来都有偏差,就像柳成龙对他的评价:“自平壤出入贼中,不无劳苦。然以媾和为名,故不为我国所喜。”虽然不少朝鲜官员对媾和的实质结果感激涕零,但在义理上他们绝不能接受媾和之名,自然对“不无劳苦”的沈惟敬甚为不敬。

《惩毖录》
同理,尽管明与朝鲜的联盟问题多多,可朝鲜王朝在其后很长时间里,仍然恪守宗藩礼制,赞扬援朝的道义担当,甚至后来在国家祭祀中,要敬奉三位明帝(赐名“朝鲜”的洪武、“恩同再造”的万历,以及国破身死的崇祯)以志铭记。须知在以理学为建国之本的朝鲜,恪守“事大”的宗藩政治与道德次序,不但是对外姿态,更是国内治理的需要,是稳定国家、社会、地方、家族,乃至家庭间关系的根本。国家需要以此来为士人和平民作出表率,各个阶层也才能各安其道。对战争的解释,必定要符合当时更高的政治和社会需求。政治理念和社会文化长期相互渗透,形成文化道统,两者的界限也就模糊了。到后来,“事大”不仅是政治原则,更成为文化身份。
但必须强调,这和实践操作中的以我为主、利益至上原则是并行不悖的,并不是后来民族主义者想象的“事大主义”自我矮化。恰恰相反,在宗藩原则下,藩国构建自身合法性的同时,也收获实利。对任何政治文化的评价,都不能脱离其情境。崇奉等级次序也好,追求平等民主也罢,也都有其十分具体的环境因素,不是抽象的选择。更重要的是,“跨文化语言”的灵活性并不和“现代”相反(如濮德培所言),“现代”制度下的“文章功业不相符”其实同样明显。任何一种世界秩序,其理想状态和现实操作,都有很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