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贵州省博物馆筹备处成立,下设考古清理组,贵州有了从事考古的机构和人员。经过近70年数代考古人筚路蓝缕的努力,贵州考古从无至有,不断积累起丰富的资料,丰富和完善悠久灿烂的贵州民族历史,在史前考古、夜郎考古和土司考古等方面逐步形成自己的地域特色和研究优势,产生了重要影响。
远古溯源,文明曙光——贵州史前考古
“名列前茅”的贵州旧石器时代考古。1964年,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带队发掘的黔西观音洞遗址,不仅揭开了贵州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序幕,还将贵州高原人类活动历史上推到距今30余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随着调查和发掘工作的深入,史前洞穴遗址如满天星斗般分布在贵州大地上,目前发现的史前洞穴遗址已近500处,其中,能确认属旧石器时代的遗址或地点近百处,经过试掘和发掘的重要遗址有黔西观音洞、盘县大洞、普定穿洞、贵安新区牛坡洞和招果洞等20余处。其中,盘县大洞遗址荣获“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贵安新区牛坡洞遗址荣获“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旧石器时代考古成果已可建立起比较完善的贵州早期人类发展年代框架和演变脉络,为探讨云贵高原人类起源、人群交流、技术革新等提供重要资料和典型案例。
不断拓展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考古。贵州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遗存一直少有发现,成为贵州考古最薄弱环节。为解决这一长期困扰贵州史前史重建的重大学术问题,贵州考古工作者依托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在配合以江河为主的基本建设工程中,加大几条大江大河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力度。先后在牛栏江、乌江、赤水河、锦江、清水江和白盘江等干流及其支流新发现一大批新石器时代至商周之际的史前旷野遗址。这些新发现表明自新石器时代起,生存在贵州境内的古人类群体除一部分继续选择山洞为住地外,部分人群逐步走向旷野,形成沿江河呈“条块状”分布的生存格局和生活模式。这些呈“条块状”顺江河分布的古文化遗址体现出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相互之间少交流和融合,各区域文化内涵差异显著,向贵州腹心地区发展的向心力不够,但同时各区域内的古文化遗存又顺江河走向分别同四川、云南、广西和湖南等邻近地区同时期古文化体现出相当多的交流甚至同一性,成为贵州高原后来多族群大杂居小聚居生成格局得以形成的基础。
由夷到汉,华夏一统——贵州战国秦汉时期考古
深藏闺中的夜郎考古。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夜郎最大”逐渐演变成带有贬义的“夜郎自大”成语,但夜郎是战国秦汉时期活跃在云贵高原的一个古国,其活动主体在今贵州境内的认识为学术界普遍接受,贵州被称为“夜郎故地”,寻找夜郎考古遗存就成为贵州几代考古人的梦想。通过不断的田野工作,目前已在贵州境内发现并发掘了赫章可乐、威宁中水和普安铜鼓山等重要遗址,出土有数量众多的青铜器、陶器、铁器、玉石器和骨角器等,为破解千古夜郎谜团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赫章可乐除分布着大量文化独特的土著民族墓外,还发现大批外来汉移民的墓葬和粮管所等汉文化中心遗址,被认为可能是犍为郡汉阳县县治所在,可乐2000年进行的第九次发掘成果荣获了“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可乐遗址也成功列入国家遗址公园建设名单。与可乐大致处于相同地理纬度的威宁中水,除夜郎时期的墓地遗址外,还发现早于夜郎处于商周时期的“鸡公山文化”遗存,不仅率先在滇东黔西建立起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发展序列和年代框架,还为从考古学上寻找夜郎文明的来源提供了可能,因而中水遗址发掘成果荣获“200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位于黔西南普安县青山镇的铜鼓山遗址,是夜郎时期一处以青铜冶铸为主的手工作坊遗址,它在一定程度反映着夜郎等西南夷族群当时的手工业发展水平。在贵州西部发现的夜郎遗存有着非常鲜明的地域特征,夜郎文明有待更艰辛的田野找寻。
华夏一统的汉文化考古。西汉武帝时期,中央王朝掀起开发“西南夷”大潮,夜郎主动内附被封为夜郎王并赐金质王印,汉在其地设置牂牁郡管辖,使夜郎在汉文化大潮的推动下迅速融入统一的大家庭。贵州中西部地区已有20多个县市区发现大量的汉文化遗存,包括居址、手工作坊址和墓地,以各种类型的墓葬为最多,出土有大量的陶器、青铜器、铁器、金银器、玉石器等,在部分地区如赫章可乐和威宁中水等地,汉文化遗存与地方土著遗存形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和谐共处的画面。
家国一体,和合共存——贵州宋元明清考古
成果突显的播州杨氏土司考古。宋明之际,播州杨氏、思州田氏、水东宋氏和水西安氏相继发展成为贵州最重要的政治集团,被称为贵州“四大土司”。这一时段的考古成果以杨氏土司最为突显。杨氏土司考古开展较早,可以2012年为界分前后两段,2012年以前主要是对杨粲墓地、高坪墓地和杨辉墓地等土司墓进行清理,2012年以后为配合海龙屯申遗工作,将整个播州杨氏土司遗存作为一个整体全面开展工作,在下列几个方面取得重大成果:一是对海龙囤遗址的关门、城墙、道路网络、采石遗迹和“新王宫”建筑群基址进行全面调查、勘探和大规模发掘工作,成果荣获了“201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包括贵州海龙囤在内的中国西南土司遗址(含湖南老司城和湖北唐崖土司城)还共同荣获了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庙世界考古论坛评选的“世界重大考古新发现”；二是土司墓地考古持续推进,新蒲墓地杨价墓的发掘荣获了“201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至目前为此,已能确认宋到明代的杨氏土司墓葬共15座；三是调查发掘了一批杨氏土司家族成员墓和播州土司同知罗氏家族墓,为全面探讨宋明时期贵州土司管理层级在丧葬制度上的体现提供了基础；四是对杨氏土司在不同时期的衙署、庄田和其他相关遗存进行了全面系统调查,从多层面丰富了以海龙囤为代表的播州杨氏土司文化遗产。
内容丰富的贵州民族墓葬考古。早在先秦时期,随着巴蜀、氐羌、百越和楚等族群从不同方向进入贵州,贵州境内开始形成多族群并存发展的格局。尽管两汉时期对云贵高原进行了大规模开发,汉文化取代地方族群成为主体,但两晋南朝以后,中原王朝对云贵高原等西南边疆的管理迅即减弱,地方土著族群文化又得以迅速复兴,经过各民族的不断整合,到明清时期贵州形成多民族交错杂处,和合共存的生存格局,因而这时期的民族墓葬材料异常丰富,我省对分布在不同地区的石室墓、石板墓、洞葬、悬棺和水族墓等都进行了一定的调查和发掘工作,也取得相应的成果。
(作者为贵州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
（编辑：闫若之）[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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