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北京通州多位耄耋老兵讲述亲历的抗战硝烟，他们“老而不敢忘忧国，退而不求名和利”，以自己的方式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呼唤和平。
亲历通州事变、日军放毒，耄耋老人出书铭记历史
“我太不幸运了，出生在那样残酷的年代。”时光荏苒，战争的硝烟虽然早已散尽，但在已年过八旬，满头银发、步履有些蹒跚的陈乃文老先生心中，童年战争的阴影似乎还未被抚平。
经历过保安队事变、日军在通州城放毒、强制学日语等事件，陈老目睹了通州在战争年代的创伤，深切地感受到了日军的残忍。
如今，这位“历史的收藏者”已将当年亲历亲闻撰写成书，以让更多的后人了解当时的历史。
炸弹袭击险些丧命
避难不忘保护密符扇
万寿宫，东头高，西头有座鬼王庙。
鬼王庙，改殷（阴）府，旁边就是双老鼠（商老胡同俗名）。
双老鼠，吱吱叫，北边是座五道庙。
五道庙，一间房，后面紧挨大苇塘。
大苇塘，噗噜噜，前边笑来后边哭。
年过八旬的陈乃文老先生，现在仍能清晰记得不到四五岁时的儿歌。那时，汉奸殷汝耕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是日本的傀儡政权之一，在统治的区域不断推行奴化教育，勾结日商。老百姓对其恨之入骨，就编了很多嘲骂他的儿歌、顺口溜。
“在1937年的时候，驻守通州的伪军冀东保安队对日军发动了攻击，捣毁了他们的机关，逮捕了殷汝耕等人，但后来又让他逃跑了。”陈老告诉记者，当时他还不到五岁，听到有枪声后，母亲和大嫂子、侄子还有他就躲到了后院屋里的八仙桌下，并把花棉被盖在桌子上。
事变正值7月底，天气炎热，他们在棉被“掩护”的八仙桌下一直等到夕阳落下才敢出来。
“我当时还背着一个梳妆匣子，父亲说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东西，不能丢。”陈老父亲口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军粮经纪密符扇”，它是漕运交易的验证凭据，是从陈老先高祖陈培芳（清道光年间担当军粮经纪）手中传下来的。
后虽几经波折，但密符扇总算得以完善保存，成了重要的历史文物。
保安队发动的这场事变史称“通州事变”。陈老告诉记者，事变中，他和家人险些死于炸弹之下，幸亏那个炸弹没有完全爆炸，“命不该绝”。事变后，他曾看到过好几个炸弹轰炸后留下的大坑，还有小木桩做的墓碑，以及腐烂的尸体。
日军戴面具放毒
居民遭“烧辣椒”熏
据陈老回忆，抗日战争期间，不只看到了炮火的威力，也经历过“毒气”的伤害。
在1943年6月的一天上午，刚十岁出头的陈乃文在院子里玩耍，就听见前院二大妈喊：“这是谁家烧辣椒，这么呛人？”接着，同院的刘大婶就跌跌撞撞地跑进院子喊：“快关门，快放卷窗。”大家忙放卷窗、堵门缝、糊窗户缝，但还是被熏得难受，慌乱中找毛巾等用水弄湿后捂在鼻子上，才好一点。
直到下午，气味才稍微淡些，，大家互相询问后才得知，原来这是日本兵放的毒气，还有人看到两个戴着大长鼻子面具的日本兵，手拿笛子似的东西对着一个老太太，一股黑烟扑来，又辣又臭的气味便将老人熏晕了过去，之后她就被日本兵带走了。
“日军不但在战场上使用毒气，光天化日之下竟在居民区施放毒气，将平民当作试验对象，充分暴露了他们残酷的行径。”陈老提起当时的场景，仍然十分气愤。
日语强制进学校
老师备两套课本应对
在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统治通州时期，曾不断推行奴化教育，强制增设日语。当时陈老的父亲是一所学校的老师，也被迫学习日语并教授学生。
“我父亲是不愿学日语的，更不愿教给学生们，但没有办法。”陈老告诉记者，当时如果老师不教日语，就会丢了饭碗，甚至遭到日军“惩罚”，那日子是“脑袋别在裤腰带里过的”。
老师们不敢公然反抗，但也想了自己的办法。他们通常准备两套课本，日军不巡查的时候就上汉语的课，如果日军来巡查，就马上让学生们把日语书都拿出来。
当时有一位私塾先生，根本没有学日语，连片假名（为日文的一种）的“ア、イ、ウ、エ、オ（片假名前五个单词）”都认不全。在日军巡查的时候，他本想向日军示好，把正在玩耍的孩子们都叫回课上，但一张嘴，他根本不会念，错把“イ”念成了“人”，日军一下就怒了，上去就是几个大嘴巴子，然后把这位私塾先生赶回了家。
“现在听起来像是笑话，但当时真是很无奈，日本人说一套做一套，说得好听，但对中国人却非常残忍。”陈老说，当时人们真是受尽了屈辱。
对于学生来说，被迫学习别国语言，接受所谓“大东亚共荣”理论也是极不情愿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很多人都把日本的教科书撕了扔了，我也是。”陈老说，“因为被压迫之深，所以反压迫之情才切。”
年高不畏“持久战”
亲历亲见亲闻成书
20多年前，陈老便开始回忆当年的“亲历、亲见、亲闻”，给《文史选刊》投稿，其中包括《经历沧桑的军粮经纪密符扇》、《旧时通州儿歌童谣掇拾》、《日军在通州城放毒 人民群众深受其害》等多篇珍贵的文稿，现已编撰成《京门碎拾录》，收录在《运河文库》系列作品中。
《京门碎拾录》全书约10万字，由《漕运觅踪》和《通州忆旧》两部分组成，追踪漕运历史的人、事、地、物，回忆抗日战争时期通州所遭受的迫害，更有通州旧时儿歌，带着读者拨转时间齿轮，回望通州的历史。
“我写这本书算是持久战了，从工作到退休后一直断断续续。”陈老告诉记者，自己虽已年迈，但“自奋前行”，所写内容都是经过多方求证，尽可能去实地考察，还历史本来面目。
时光飞逝，转眼抗日战争胜利已70周年，但当时日军残暴的行为仍历历在目，“每次想起那段岁月仍倍感痛心，没经历过战争的人，永远无法体会那八年昏天暗地的感觉。”陈老说，“现在的生活也算小康，我只希望不要再有战争，战火摧残下的日子完全没有人的尊严，和平值得人们珍惜。”
珍藏70年小酒杯见证日军罪行 捐献历史记忆追寻正义
一只不起眼的小酒杯，装的却是一段改变几亿人命运的大历史。
1937年7月和8月，在两个月内，日本侵略者连续侵占北平、天津和上海，拉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彼时趾高气扬的日军，专门从有名的“九谷烧”定制了一批酒杯，以资纪念。70余年后，其中的一只小酒杯，在通州重现于世。
近日，记者在张家湾镇立禅庵村张金山老人家，见到了这件日军侵华的铁证。
小酒杯口径大约5厘米，杯内有红色的“支那事变纪念”字样，下面画着一顶日本军盔、再下面（正中心的位置）画着一把带有“武士”字样、樱花图案的折扇，旁边点缀着一朵菊花。杯沿是一圈黑底黄花的装饰花纹。翻过来再看背面，杯底端正地标着“九谷”两个红字。整个杯子保存完好，只有杯沿上有一个缺口。
据了解，“九谷烧”是彩绘瓷器，因发祥地日本九谷而得名，距今已有350年历史。据考证，上个世纪30年代日军侵华期间,“九谷烧”器物随着日军的入侵登陆北京。1945年日军投降之后有些“九谷烧”器物没能带走，至今流散在中国民间。
“咱们国家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我也想来出份力！”80岁的张金山告诉记者，这只小酒杯，他已经小心翼翼地保存了70年了，现在想捐献出来，与大家一起铭记历史。
短短的“支那事变纪念”几个字，囊括的却是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被中国驻军严词拒绝，日军随即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史称“七七事变”。
8月，在侵占平津后，日军又准备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8月9日，日军蓄意制造事端，派遣军士藏乘军车闯入虹桥中国军用飞机场，遭到中国守卫士兵的阻拦后，他们竟开枪打死一名机场卫兵。中国军队进行自卫反击，当场将日军官兵二人击毙。日本帝国主义以虹桥事件为借口，命令大批日军陆续登陆，派飞机在沪宁、沪杭线上空侦察。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以租界和黄埔江中的军舰为作战基地，炮击闸北一带，中国军民奋起反击，史称“八?一三”事变。
“七?七事变”是侵华战争的开始，“八?一三”事变是侵华战争在上海等南方的开始。两次事变被日本统称为“支那事变”。从此，侵华战争全面展开。这就是“支那事变纪念”这寥寥几个字的由来。
“要不是新中国建立了，我还得要饭。”张金山说，这只酒杯就是当小乞丐那时得来的。1945年，时年10岁的张金山家境贫寒，与母亲租住在通州旧城南门外（窑厂村）乞讨度日。他们这座大杂院的东厢房住着几个日本女人，都穿着“大袍”（和服），只会说一两句中国话，其实就是慰安妇。
“日本是那年8月15号投降的。日本兵都走了，她们也不知道自己的明天是什么，所以天天喝酒。”张金山说，当时他年纪还小，这些日本女人有时会逗他解闷，时不常地也给他点儿酒喝,有一次把酒杯都送给他玩了。这就是这只酒杯的由来。
“这是日寇侵略咱们的证据。”张金山攥着手里的小酒杯，不无感慨地说，“小日本造它的时候，一定是用来喝庆功酒的。肯定没想到后来酒还没喝完，杯子还在，就已经败了……”
目前，张金山老人已将这只小酒杯捐赠给张家湾博物馆。
旅日数十载报道日本八路 著书搜集史料呼唤和平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殷占堂专程从日本赶回国，将日本老八路水野靖夫本人珍藏多年、后又转赠给他的样书《反战士兵手记》以及其他一些资料，捐赠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以不服老的精神，拯救抗战史料、出版抗战书籍，为还原历史真相、传播中日文化尽着自己的一份力。
殷占堂收藏的日本天皇诏书的复印件
殷占堂收藏的战时的炮弹壳
殷占堂家里的书架上摆放着2013年他和前田光繁的合影（右为殷占堂）
— 人物简介
殷占堂，1943年出生于河北张家口，现居通州梨园。1962年入伍，1977年入河北电视台任记者，1986年到日本NHK进修，后在日本定居，先后在电视台、制片公司、出版社工作，策划、出版了数十部中国文化绘画方面的图书以及多部抗战史书籍，近十几年追踪报道日本老八路故事。现为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理事，中国诗书画研究院研究员，《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
日本反战士兵手记
披露日军侵华暴行
在抗日战场上，曾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本是拿枪对准中国人民的“日本鬼子”，后来却与日本帝国主义兵戎相向，选择站在正义一方，转变为坚定的反战勇士。这群日本士兵被中国军民亲切地称为——“日本八路”。
水野靖夫就是其中之一。他于1939年加入侵华日军，当年成为八路军的俘虏，转变后曾任八路军炮兵教官，抗日军政大学日语教师，日本人觉醒联盟冀鲁豫支部书记，1946年回到日本，2012年去世。
水野靖夫被俘后因受伤无法行走，八路军将领杨勇就把马让给他骑。对于八路军优厚的俘虏政策和帮助过他的将领杨勇，水野靖夫至死铭记，“他是我衷心敬重的首长和兄长，更是我新生的恩人。”2007年，水野靖夫不顾年迈，在殷占堂的陪同下，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为杨勇夫妇扫墓。
水野靖夫把自己的战时日记写成《反战士兵手记》一书，以一名普通日本士兵的身份，告诉世人他所看到的历史真相。书中有这样的描写：“这次日军的残酷暴虐简直令人发指，从粮食、家畜到贵重金属，所有的东西都被洗劫一空，一些没有逃脱的老人和婴儿都遭到了灭绝人性的残杀，所有农家无一例外地都被大火烧毁。”
1985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在日本时，殷占堂曾数次拜访水野靖夫，两人成了朋友，后来，水野靖夫将自己珍藏了20余年的《反战士兵手记》样书送给了殷占堂。
殷占堂将这本样书捐赠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不仅仅是为了完成水野靖夫生前的愿望，还因为心中那一份对历史和现实的责任。”
“鬼子”变“八路”
他们对和平有贡献
与日本老八路打交道，殷占堂做的不止这些。
十几年前，殷占堂开始追踪报道日本老八路的事迹，给水野靖夫、小林宽澄、山下好之、小林清等日本老八路写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中国国防报》、《环球人物》（月刊）等报刊杂志上，还协助中央电视台、河北电视台，拍摄过多部相关纪录片。日本东京举行的日本老八路会他每年都参加。他自费招待这些日本朋友，带他们寻找当年的老战友。去日本时给这些朋友带他们念念不忘的小米、红豆……
“这些日本老八路组成反战同盟，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劝降日本人，减少双方的伤亡，人们应该知道他们的历史，特别是他们对和平的贡献。”殷占堂说。
前田光繁于1938年被俘后成为第一个参加八路军的日本人，他曾和朱德一起打过篮球。1939年，以他为首的7名日本人创建了当年八路军根据地内第一个日本反战组织“觉醒联盟”。此后，反战组织陆续建立。
这些“日本八路”主要对日军进行政治宣传工作，编写、印刷宣传品，向日军散发，使用电话和铁皮喇叭直接向日军喊话等。他们的工作使不少日本人醒悟了过来。
抗战胜利后，前田光繁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了第一个航校东北航空学校，培养出中国第一代飞行员。
殷占堂介绍，这些日本老八路都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视中国为“第二故乡”。
“2005年我陪同前田光繁去山西战时故地重游，村里的一位老人，在打仗的时候还是小孩，有一年过年他给前田光繁送过饺子，前田光繁一直记得。”殷占堂还保留着两位老人合影留念的照片。
山下好之被俘后，八路军不但没杀他，还给他发服装，让他吃热馒头、喝鸡蛋汤。他回日本后开办中文教室，培养了一批为中日友好事业做贡献的“中国通”。
对于这些日本老八路归国后的境遇，殷占堂深表同情：“前田光繁回日本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直到80岁还在烧锅炉。但他说什么也不同意申请中国政府的援助。”
“由于种种原因，日本老八路这一群体被忽视，日本一些民众还指责他们是‘卖国贼’，但他们见证了日军的暴行以及八路军的俘虏政策。他们在世的人已不多了，我得抓紧时间把这段历史抢救下来。”殷占堂说。
让图片“说话”
重现太平洋战争
在为日本老八路写文章、拍电视的同时，殷占堂把一部分精力放在了抗战史书籍的策划出版上。
在他家中的一角，摆放着一套25卷本的《日军侵华图志》。“殷老师是这套书的第一功臣，是他提出的策划，一部分图片还是他提供的。”特意从山东赶来，为殷占堂送书的山东画报出版社有限公司总编辑傅光中说。
这套书用25000张图片还原了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到1946年东京大审判的历史真相，花费5年时间得以出版，殷占堂称这部书为“图片历史字典”。
今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反战斗争史话”丛书五本中，就有殷占堂和老八路杨文彬合著的《在华日人反战运动纪实》，以及殷占堂翻译的日本共产党创始人野坂参三所著的《为和平而战》，全面展示了日本反战和平斗士们为抗日战争胜利所做的贡献。
去年9月，殷占堂还出版了《图说太平洋战争》，全书448页，图文并茂。书的背后，是殷占堂在日本20年来对有关太平洋战争史料的努力收集与整理。书中的图片都是随军记者拍摄，直观展现战争的瞬间与细节。整装待发的军队、沉落的战舰、经历轰炸后的断壁颓垣、横躺的尸体……战争的紧张、残酷、血腥一览无余。谈起初衷，殷占堂说：“这本书就是作为一个证据告诉全世界，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二战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又是如何推动侵略、最终自食恶果的。”
海淘史料千余册
图书堆满6书架
殷占堂在日本生活、工作了30年，为研究二战史，他一有机会就去古书店淘宝。如今在他通州的家中，有6个摆满书的书架，一大半都和抗战有关。
“我淘到了1000多册战争方面的图书，以及一些战争文物，有战时日本兵的军衣、日本天皇下令发动战争的诏书复印件、日本人留下的甲午战争海战作战地图、日军侵华时留下的炮弹壳、鬼子的刺刀、侵华日本兵的家信……”他把这些收藏视若珍宝。
对反映战争历史的物品，他格外敏感，看到就会买下来，不知道花了多少钱，“这些东西在日本也不好找了，日本在1945年投降之后，烧毁了大量的侵华资料”。
正是这个持之以恒的习惯，让殷占堂“捕捞”到很多珍贵的史料，让他能拨开历史的云烟，探寻掩盖在迷雾之下的真实与细节。
追逐历史不停歇
计划再写抗战书
去年，殷占堂因患食道癌做了手术，如今要定期检查、疗养，但他每天依然忙碌，“有太多工作要做，我接下来想写一本关于气象和战争的书，还打算写一写日本昭和天皇，用详细事实证述天皇的战争罪责，用史实解读日本军队的历史和本质。”
“他就是精力旺盛。”殷占堂的爱人兼职他的秘书，“本来以为退休了可以清闲点，可他不会操作电脑，我还要给他打字、收发邮件，跟着他一起忙。”
采访那天下午，殷占堂已经伏案写稿几个小时，神色疲惫，五六张的手稿摊在桌上。“都写睡着了，他就是想赶快写好，别让约稿的人等。”殷占堂的爱人说。
历史的硝烟已经远去，当我们站在今天现实的顶峰回头望去，那些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舍身忘死、浴血奋战的将士们，而今已青丝变银发，挺拔的身躯也已渐趋佝偻，艰辛而光辉的岁月在他们英发的面容上刻下了沧桑。然而今天他们仍然心系国家民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以自己的方式铭记历史，将自己的故事讲述给下一代，让正义勇敢的抗战精神薪火相传。向这些抗战英雄们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