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眼中的中国教育——青春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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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觉得中国在教育问题上是比全世界都要严酷的，学生经受了青春期的考验、考试的考验、情感的考验，在三种考验下面被推上了一个极致的危机，所以产生极致的行为。——严歌苓

　　从小说《陆犯焉识》到电影《归来》的光影刚退，作家严歌苓立刻捧出的是长篇教育题材小说《老师好美》，也谈妥了电影改编的版权。作为好莱坞编剧，她现在更多的在干“副业”——写小说，如果有饭吃，她可不愿意当编剧。

　　为什么忽然跳到了中国教育题材的写作？严歌苓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来自2007年一次和姜文吃饭，姜文推荐给她一则社会新闻：两个高三男生同时爱上了他们45岁的女班主任，一个男生杀了另一个，杀人者被判死刑。这引发了严歌苓对教育状况的关注，她断断续续在北京、安徽等中学采访，发现高考重压之下，产生了一系列的畸形教育、畸形关系。

　　严歌苓在20万字的小说《老师好美》里，深入师生三人的心灵，试图梳理错位的爱导致误解的错综线索。小说的结尾，她让那位36岁的女教师被报复的学生家属打死了。

　　在北京单向街的新书发布会上，一个女学生告诉严歌苓，那个女老师是她的班主任，她父亲刚好是那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她的班主任被开除后，现在每天打麻将。

　　“好像全班90%都有青春期抑郁症”

　　南方周末：为什么起《老师好美》这个书名？

　　严歌苓：我失学很早，接触的老师少，我觉得老师是特别美好的职业，也是我特别尊重的一种人。我小说里描写的这个老师，身兼各种女性角色，但首先是一个很美的女性，我就把一声赞叹放进去：“老师好美”。

　　还有一些反讽的意思在里面，不完全是歌颂，是一个美的女老师带来一系列的灾难。它有一个很广泛的意义，包括我们对教师的理想，究竟教师应该是什么样子，整个悲剧就是因为这离理想非常远。

　　南方周末：你是怎么样想起来写教育题材的小说？

　　严歌苓：姜文告诉我那个故事之后，我特别震惊，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高三学生的困境。我哥哥的孩子高三时，有一次我们谈起青春期抑郁症，我说抑郁症有很多外形上的表现，比如走路爱驼背，眼神游离，思想不集中，她说你这一形容，好像我们全班90%都有青春期抑郁症。这些事情结合到一起，我觉得高三学生太苦了。我联想到事件中的学生，为什么在这种强压下会对一丝温情或者一点似是而非的女性关怀，会像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抓住，以至于发生杀人这样极致的行为。

　　南方周末：你看了那则社会新闻之后，有没有到那地方去了解那件事发生的真实情况？

　　严歌苓：我不愿意被这个故事框住，有一个启迪我，，让我警醒的故事就够了。本身的故事情节会影响我深入虚构。我有一个基本道德，如果我采访了当事人我不会写，会觉得自己有点害人家，我不是一个记者。人家如果把很心里的秘密告诉我了，我会很为难，究竟用还是不用？

　　真实事件中，是一个公务员的孩子把一个开公司的人的孩子杀了。杀人者的父母之前是离异了，也是极缺母爱的。现在很多情况是母亲变成虎妈，不知道是爱什么，爱她心里的一个厚望；要不就是缺席，心在身不在。我很多朋友都是在外面忙得不得了，家里条件很好，但孩子就在家里跟着保姆吃方便面。钱成了一种爱的代用券。这方面西方的父母做得很好，他们都是亲力亲为。

　　很难知道学生们最心底的秘密

　　南方周末：为写小说你做了哪些采访调查工作？

　　严歌苓：我看完这个故事，第二年开始写，先在北京采访了一个学校，后来我哥哥帮我联系了我侄女读过的重点学校，她的班主任是当地最好的语文教师。我通过跟他和一群教师座谈，越来越觉得我对高中的生活了解不够。写了大概有三分之一就不敢往下写了。

　　理想状态是我能像家长跟学生一样接触，或者像普通教师和学生接触，但不可能，有一个学校竟然跟我说他们学校是保密的，不准人随便进去看。

　　南方周末：一般学校都很难进去。

　　严歌苓：我就必须通过一些朋友（介绍），学校说严歌苓来我们当然很欢迎。但整个学校已经做了准备，不是我随便闯进一个班，坐下来就可以跟学生聊。学校组织了好多座谈，让你看到他们想让你看到的。

　　我私下跟学生建立了一些网络通信，他们说在北京的学生是非常幸运的，压力没有其他城市的中学生那么大。其实这些北京的中学生每天已经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了。一个青春发育的孩子，如果得不到适当的睡眠，会影响他对世界的看法。

　　陆续我又在其他的学校做了几年采访，跟考上大学的、没考上大学的以及职业学校的学生做了一些交谈，觉得只能这样了，就开始写了。基本上还是本着我对目前教育状况的一些思考，大部分是虚构的。完全的丑陋我写不出来，有人评价我是绝望的理想主义者，我还是企图在人和人的关系里找出情有可原的地方。

　　南方周末：你每次到学校有多长时间？

　　严歌苓：也就两三天，第一个学校时间长一点。一个教导主任讲了学生去咨询心理医生，咨询师说现在这些学生会情不自禁地撒谎，他找心理医生本来是想解开他的一些心结，但实际上却并不会讲真话。中国的孩子从小都有防范意识。

　　我有一个美国的朋友小时候受到性侵犯，她在推特上面写：上帝就是一个小孩的性虐待者。她的那种勇敢的程度，那种鲁莽、直接，让我佩服。但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中，很难知道孩子们最心底的秘密。

　　南方周末：这几年接触学校，你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严歌苓：最大的问题在高中的最后一年，甚至高二下半年起，全部在背考题，背完又报复性地遗忘。让一个高中生天天背，他对教育不反感透顶了吗？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德国老太太，她说孩子天生有求知的热情，你让他感觉到学习是一种苦事，这就完了。

　　南方周末：你小说中写到被害的学生总是失眠，这跟你采访得来的真实情况一致吗？

　　严歌苓：失眠的很多。为了帮助考试，民间卖很多药，这些补脑的东西是让人兴奋的，把孩子搞得病态兴奋，很多孩子从不够睡到最后睡不着了。我年轻时，就是从不够睡忽然变成一个失眠者。

　　有认老师做干妈、老师认学生是干儿子的

　　南方周末：据你了解，现在中学里的师生关系是怎么样的？

　　严歌苓：现在的师生关系中，有很多是学生都不尊重老师，给老师起很多外号，关系比较对立。学生跟我通信的时候把他们聊天的内容给我看，虽然写的都是中国字，但我不完全能懂他们在说什么。现在孩子独立意识很强，又是有网络这样的私下沟通，我觉得他们已经形成了新的族类，你不懂他们的语言系统是无法跟他们沟通的。

　　我看的报道里，有认老师做干妈的、有老师认学生是干儿子的。这就是整个社会的大调侃、大调情造成的，见了谁都是美女、帅哥、哥哥、姐姐。这些表面亲热的后果，是他作为个体，似乎一切都是从一个大家庭、一个裙带系统派生的。作为独立个体所背负的责任，也就被模糊了。

　　你说这个老师是他们的情人、大姐、妈妈、班主任，通通包在一起，成为一个我称之为“雌性的动物”，需要她做什么的时候她就是他们的什么。师不师，生不生。

　　南方周末：师生恋这件事放在今天这个语境下，有什么特殊性？

　　严歌苓：中外古今都有师生恋，但没有一个是像我们今天这种在教育、高考的高压下面。我的理解和设计是，两个已经苦极了的小战士，极度需要一个后方的人给他舔舔伤，给他一点能够切中痛处、挠到痒处的关怀。但是没有，他们内心是孤独的，又在背水一战高考，只有这个在他身边的老师是所有温情的化身。

　　孩子在青春萌动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荷尔蒙忽高忽低，产生各种各样的行为他自己都是不能控制，对于种痛苦我们应该给予认同。

　　中国在教育问题上又比全世界都要严酷，学生要经受青春期、考试、情感这三种考验，正是在这三种考验下，被推上了一个极致的危机，产生极致的行为。

　　南方周末：你写的女教师的形象，好像是牺牲自己去维系这样一个病态的关系，害怕影响他们的高考。

　　严歌苓：我去搜索了整个故事，所有的人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她是个优秀教师，从来没有缺过一天勤，得过很多优秀教师的荣誉，她的两篇教育论文都发表在权威的刊物上。从教师这个角度上来说，她是一个有才华、有能力而且尽职的老师。

　　南方周末：为什么你让这个女老师最后死了？

　　严歌苓：我觉得死还是比较美的，她自残，觉得无可挽救。

　　我当然不是把女班主任作为英雄人物来设定的。这是个复杂的人物，她产生了负面功效，但出发点又都是正面的，是情有可原的。她的复杂性在于她对自己身份界定的模糊和伦理道德观的模糊。她是个可怜可爱又可恨的复杂人物。她原本是个很好的老师，除了照顾学生的学业，还十分关注他们的课外生活。但她不该在与男同学的接触中迷失了自己，模糊了老师与学生之间的那条道德线。一旦跨越了道德的鸿沟，悲剧便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