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德国人千方百计地试图淡化纳粹政权，把希特勒在位的12年，塑造为历史的一小段弯路，意大利人却无法做到这点，法西斯对国民经济进行深刻的改造升级，使落后的农业国意大利拥有全面工业体系。用意大利人自己的话来说，“无论你们怎么批评墨索里尼的不好,起码他让火车准点了。”墨索里尼真有这么神奇吗？1930年代意大利经济腾飞的是谁的功劳？
一
贝尼托·墨索里尼出身于根正苗红的左翼家庭，父亲亚历山德罗以打铁为生，是意大利最早一批加入社会党的积极分子，他还作为党代表参加本地的议会。
亚历山德罗给长子取了贝尼托这个名字，以纪念墨西哥的一位起义领袖贝尼托·胡亚雷斯。父亲从小向子女灌输反教会、反资本家、反国家主义的意识，直到成年从政后，贝尼托跟上流社会妥协合作，仍然掩盖不住骨子里的目无君父。
王莽是儒家的异端，洪秀全是基督教的异端，墨索里尼是社会主义的异端。在1919年创立法西斯组织之前，他是社会党的人，而且率领着党内最激进的派别。议会选举路线、君主立宪制等一切温和的事物，都遭到了墨索里尼的无情嘲讽。
1902年他逃避兵役（这是当时意大利社会党人应尽的义务），来到瑞士乌里州，跟当地意大利移民劳工打成一片。通过宣传动员，发达资本主义的瑞士乌里州变成了社会主义的阵地。当时国际革命的舞台上，就属意大利人最抢风头，他们刺杀了本国国王、茜茜公主、法国总统，还炸掉纽约的华尔街，连擅长暗杀的俄国民粹派也要敬畏三分。
墨索里尼曾抨击焦利蒂(多次出任意大利首相的自由党人)政府对利比亚的殖民征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转变立场，呼唤对外战争。英法德奥俄的左派几乎都发生了类似的转折，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开战。1914年的欧洲洋溢着“神圣联合”（L'unionsacrée）的气氛。
“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唯独意大利社会党响应了，还为此开除了墨索里尼的党籍。从前的极左分子成了法西斯的开山鼻祖。同时代的政客里，跟墨索里尼历史形象最接近的是汪精卫，都是从“引刀成一快”的革命志士堕落为罪大恶极的轴心国头目。国民党抹杀汪精卫的创党元老身份，墨索里尼追剿消除自己早年在社会党刊物的言论。
一战给意大利带来得不偿失的胜利，外债和通货膨胀压垮了国民经济，失业的工人纷纷投靠社会党。1919-1920“红色的两年(BiennioRosso)”里，工潮暴动烽火连天，仿佛苏俄“十月革命”的加长版。
爱惜羽毛的焦利蒂政府，暴露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无力扑灭起义，不得不倚赖民兵团。在组织关系上，“黑衫军”（CamiciaNera）由地方法西斯分子自发组建，各自为政，墨索里尼仅仅为名义上的“盟主”。1922年10月，各路黑衫军诸侯蠢蠢欲动，发起“向罗马进军（MarciasuRoma）”，党部高层在半裹挟半怂恿之下加入行动。
法西斯现象的兴起，对左翼理论家是相当大的挑战。葛兰西和同事争论法西斯到底代表哪个阶级、属于什么主义，沉浸在思辨世界里，完全无视敌人即将夺权的现实。墨索里尼已经兵临罗马城下，社会党人还在辩论（古罗马典故“喀提林已来到罗马城下,你们还在辩论!”）。11月份《前进报》发出姗姗来迟的官方定性：这是资产阶级的家务事。
其实法西斯的选民基本盘远远超过于此，企业主不满社会党的罢工，退伍老兵不满社会党的反战主义，佃农不满社会党的土地集体化。体面的布尔乔亚天然厌恶暴民，勉强接受墨索里尼，是因为他在一班民兵团武夫里头，看上去还能沟通讲道理。本质上墨索里尼是一介文人，对暴力的鼓吹酷爱不能掩盖其自身的谨慎作风。他的老本行是文宣工作，把《前进报》办得有声有色，销量一路增加。被社会党开除后，墨索里尼创立自己的报纸，争取到比以前更多的读者，包括克罗齐在内的学者，都听过他的集会演讲。
底层造反者愿意拥戴这位前社会党人，是要借助他在焦利蒂政府的人脉、影响力。而且墨索里尼富有罢工的经验，知道什么时候要正面硬抗，什么时候要分化瓦解，只有左派最清楚左派的命门。冷战再次证明了这点，盎格鲁-萨克逊本土右派，批判起苏联体制如隔靴搔痒，欧文·克里斯托、雷蒙·阿隆等从亲苏阵营出走逃离的人批判更能一针见血。
有必要澄清，法西斯和新保守主义者乃至右翼威权政府的区别，学者刘军宁辨析过纳粹在经济领域的极左特性。戈林说：“我不承认任何经济法则的神圣性，经济必须始终服务于国家，资本必须服务于产业。”他的四年计划明显仿照自苏联的五年计划，只不过减去了一年，生怕别人认出来。戈培尔手底下有一大票“牛排纳粹党”，外面看是棕色的，切开一看，里面却是红色的。希特勒钦佩斯大林模式，所以在攻下东欧之后，保留集体农庄，使得“箪食壶酒以迎德军”的乌克兰人大为心寒。
墨索里尼的办公室里很长一段时间里挂着马克思画像，他在退出社会党后，仍然保留了精神上的藕断丝连。1919年制定法西斯的纲领里，明确写有废除君主制、没收教会财产、对私企国有化。在物价飞涨最猛烈的日子里，有些激进分子嚷嚷着，要把商人吊在路灯上，直到1924年墨索里尼在公开场合表达对列宁的钦佩敬意。韩国李承晚和波兰毕苏斯基仅仅垄断了政权，法西斯还要垄断社会，接管教会、NGO各类自治组织。
墨索里尼喜欢穿黑衬衫，简朴耐脏，这是铁路、钢铁、机械工人的常见制服也是黑衫军的由来。首次晋谒国王的时候，他还是这身打扮，匆忙之间借了一件宫廷晨礼服，套在外面。这种不伦不类的混搭装束，是即将粉墨登场的新政权的绝佳象征。
二
墨索里尼的朋党和敌人都高估了“向罗马进军”的意义，黑衫军“入城之日，市不改肆，不惊都人”。多党制和国会均未遭到废除，至关紧要的军权留在国王手里。媒体轻描淡写了这场政变，看作为多年混乱中的一次普通政权更迭。
自由党政客的妥协合作，既送给了法西斯权位，同时也捆住法西斯的身手。墨索里尼走的是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路线，没有党卫军等武装。政府的警队和宪兵未被党部控制，他无法像希特勒那样大权独揽。
法西斯暴徒政权回到了文治的正轨。像刘邦一样，墨索里尼懂得“逆取顺守”的道理，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1922至1925年，意大利迎来经济小阳春，财政扭亏为盈，轻重工业全面发展，对外出口世界产量最大的人造纤维。
这个原本沉疴在身的南欧穷国骤然康复，神采奕奕，引来国际社会的好奇。从远东的蒋介石到南美的军政府，都试图从法西斯那里寻找良药，争相前来探望。药方没有太多奥秘，减税措施与泰罗制（管理体系）的引入，直接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再加上一点点好运气，1920年代美国的经济引擎带动了整个西方的大繁荣。墨索里尼本人的作用，就是敷上“禁止罢工”这一剂猛药。
斯大林主义者宣称，法西斯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实际上意大利才刚进入自由资本主义的初始期。墨索里尼没有工厂管理经验，也没研究过经济学，不懂得财富如何创造，早年的左翼主张，更多是源于民粹的仇富心态。多数生产管理交给资本家自己，“领袖”（意大利特有称呼IlDuce，相当于希特勒的元首）亲自主抓的项目败多胜少。
墨索里尼把街头暴力作风，带入企业生产，对工商界的讲话充斥“战斗”、“冲突”、“斗争”这些词。政府为了保卫本国货币在金融市场的信用，发动了“里拉之战”；为了开辟农田，发动了“垦荒之战”；为了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发动了“小麦之战”。还有些消灭麻雀、老鼠、苍蝇小打小闹的战斗。
每一次运动式治国免不了虎头蛇尾的收场，财政部强行对里拉升值后，工业活跃度下降，失业率增加。小麦以牺牲其他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为代价获得高产，预演了赫鲁晓夫玉米运动的成败。
“垦荒之战”是唯一一场有点成绩的胜利。政府拨出大批款项，用于排涝、灌溉、绿化，填平了中部平原的沼泽，开辟出大片新农场。农业部打算乘胜追击，向南方推进，变革当地的村社租佃制度。那不勒斯的地主是全国最有实力的保守派，拒绝哪怕最轻微的土改措施。他们有械斗私战的悠久传统，可不像米兰、都灵的中产阶级那样温文尔雅，农业部长无奈辞职。
法西斯内部的鹰派看到，“领袖”向（南方）大地主（北方）大资产阶级政权妥协退让，非常不满。他们缅怀激情燃烧的岁月，时不时地制造些小麻烦（揍其他党派政治家、捣毁报社），来发泄情绪。首相反复跟上流社会表示，自己不主张暴力，手下人不听号令。这不全然是谎话，在马太奥蒂事件中，他差点失去党内控制。
马太奥蒂是社会党里最具威望的一位人物，在1924年6月遭到绑架杀害。这起案件的悬疑性和重要性相当于北洋初年的宋教仁案，各党派借机发难，对墨索里尼政权构成真正的威胁。
案件调查拖延半年之久，不耐烦的黑衫军头目进京逼宫，他们担心“领袖”会动摇，担心被出卖。狡猾的墨索里尼从不上街指挥战斗，双手没沾过血。杀人放火的勾当是地方党部犯下的，一旦走正规的司法程序，很难逃脱法网。他们竭力保住权力不撒手，甚至斥责党魁是叛徒、逃兵。
如果墨索里尼就此下台，那么可能成为另一个托洛茨基，在党史里留下投机分子的盖棺定论。托洛茨基原本处于孟什维克阵营，后来叛逃到列宁一方，挤入布尔什维克的核心，在跟斯大林的斗争中失败下野，被扣上异端的帽子。
1925年元旦刚过，墨索里尼决心不再坐以待毙，实行一党制。他作为首相兼任二十多个职务，成为自己的国会议长、陆军总司令、内政部长、外交部长、以及原本就最合适他的宣传部长。群众默认了独裁的事实，人心思定压倒了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刚温饱小康的民众再也不想回到苦日子。
三
当初墨索里尼上台的时候，自由派、社会党人和西方国家，都预言他蹦跶不了多久，结果这一届政府存续20年，是近代意大利前所未有的。1930年代，占领埃塞俄比亚、调解欧洲的外交纠纷，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如果不是因为他跟希特勒结盟，或许持续时间能更长，西班牙的佛朗哥保持中立躲过二战风暴，寿终正寝。
如同所有政治暴发户，“领袖”沉浸在荣华富贵里，被谄媚奉承的廷臣包围。早年战天斗地的狂热一点点地褪色，然而他始终怀抱乌托邦幻想，心底暗藏的左翼革命情绪，就像狂犬病等潜伏性病毒。他抨击企业、金融界不服从大局，有次震怒时说，起码80%的资产阶级应该从“肉体上消灭掉”。
普通的改朝换代仅仅更换最顶端的既得利益集团，革命则是对社会根基的连根拔除。法西斯分子有两种欲望，一种是破坏的欲望，要“砸烂旧世界”，用最后一个社会党人的肠子勒死最后一个犹太放贷人；另一种是创造的欲望，建立“法西斯主义新天地”。希特勒启动浩大的社会工程（socialengineer－ing），缔造全世界最先进的福利国家以及全世界第二大的集中营体系。德意志清除内部的“犹太细菌病毒”，达到纯洁的种族“雅利安化”。
这种大改造基于人为的设计，拥有超凡意志的领袖，可以不顾经验自发秩序，开展政治实验。墨索里尼的意志力（或者说顽固程度）不如希特勒，没有长期规划，偏好间歇性、零星的运动式治国。
罗伯斯皮尔和蒋介石，墨索里尼、丹东和汪兆铭，一类是不可腐蚀的清教徒革命家，另一类是“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的革命浪漫主义者，合起来构成该群体的两面镜像。
性格决定命运，出身锁定路径，墨索里尼空有革命信条，但缺乏执行力度，意大利法西斯成为极权政体工程的半成品。罗马政府的经济改造没有通盘考量，随外部天时地利而变动，陆续分为三期。
1929年大萧条带来了首个机遇，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危机似乎降临了。墨索里尼幸灾乐祸地看到，银行财团如多米诺骨牌般倒下。1933年意大利工业重建研究院（IRI）设立，作为临时控股公司，接手破产企业。
入侵埃塞俄比亚把统制经济带入第二个阶段，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战争更有理由集权。IRI在官方扶植下收购的股份越来越多，慢慢掌握了全国1/5的工业资本，意大利国有化程度仅次于苏联。这个机构成为实业界的庞然巨物，产出了全国40%的钢铁，70%的电力，80%的船只。1941年因二战实行配给制，技术官僚井井有条地管理生产线，意大利的力量遍布地中海。这是一个右翼古典主义（体现在文化教育、意识形态方面）的罗马帝国，也是一个左翼统制主义的罗马帝国。
经济改造的最后一步，比较曲折。1943年意大利本土遭到盟军攻入，法西斯高层表现出“识时务者为俊杰”（或者说是见风使舵）的判断力，发动政变逮捕“领袖”，把战争罪责归结于他一人，意大利民族不愧为马基雅维利的同胞后裔。
德国人照例救了墨索里尼一次，他获释后在萨罗开府建政，国号为意大利社会共和国（RepubblicaSocialeItal－iana），彻底抛弃了君主制的招牌门面。新政权偏安于亚平宁半岛北部，只保住半壁江山。这未尝没有益处，南方地主曾是最强硬的在野力量，丢掉南方包袱后，革命再没人能阻拦。通常的政治家越到晚年，越保守，唯恐失去权势钱财。墨索里尼没什么可失去了，只求在美利坚金元帝国完胜之前，多快好省地建成乌托邦。
萨罗政府变本加厉地干预生产，消灭财阀，雇员在100人以上的企业全部国有化，大公司的董事会里必须有半数以上的工人代表。柏林呈现了相同的趋势，在720军官暗杀未遂事件之后，逃过一劫的希特勒，下达了早该在战争初期就应有的总动员令，国家扩大对私营经济的监管。第三帝国高官里最倾向社会主义的戈培尔，跟希特勒的关系愈发亲近。
墨索里尼在政治生涯的最后几个月里，撰写回忆录。他保持了惊人的愚蠢自负，询问访客自己的身后之名如何，能否达到拿破仑、凯撒的历史地位。单论功绩，法西斯保持GDP增长，延续了战前的焦利蒂黄金时代（Giolittian Era，1901-1914年）；IRI培养出的年轻人才，为二战后的民主政府做嫁衣，规划出1950年代的经济奇迹。
但是手段无法取代目的，政绩合法性（performanc elegitimacy）无法取代法统本身，“僭主”无权索要不应得的名分。唐朝士大夫给“治宏贞观，政启开元”的武则天盖棺定论，一方面承认她的雄心才干，另一方面贬低矮化武周政权的正统性。
从伟大到可笑，仅一步之遥，没人比墨索里尼更适合这句评语。欧洲人对德国法西斯充满了恐惧，对意大利法西斯只有冷嘲热讽。在轴心国行将覆灭的时刻，墨索里尼仍有机会挽回些许名声，他可以效法希特勒顽抗到底，自杀殉国，仍不失为遗臭万年的枭雄。自尊心、荣誉感输给了苟且偷生的本能，墨索里尼选择可耻的逃跑，逃跑计划又不够周全，被游击队抓到枪毙，尸体挂在广场示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