裹挟着褒贬不一的争议，职业打假人到底能走多远？在其个人利益与打假维权的公益性之间，平衡的支点在哪里？ 刘江事件后，这个行业估计会迎来一次全新的洗牌，优胜劣汰。”12月2日，在电视里看到有“成都打假第一人”之称的刘江及其两名同伙受审，身为同行的湖南打假人喻晖语气沉重。 据检方指控，刘江等人以举报电视台刊播虚假广告为由，共涉嫌敲诈勒索305家电视台，非法牟利242万余元。庭审吸引了各地一些职业打假人前往旁听。 12月15日，刘江被重庆市万州区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7年。 职业打假人被曝出敲诈勒索丑闻，刘江案并非首例。2003年，有“假药克星”之称的职业打假人臧家平，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近年也有一些职业打假人曾被检察机关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公诉，后被判无罪，但萦绕在这一群体上空的乌云一直未消散。 在多位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工商部门及消协负责人看来，职业打假人依然有其重要作用，在规范市场秩序，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过程中，光靠政府部门是远远不够的。 裹挟着褒贬不一的争议，职业打假人到底能走多远？在其个人利益与打假维权的公益性之间，平衡的支点在哪里？是什么导致一些打假人铤而走险、触犯刑律？为此，本刊记者走近几位打假人，从他们的“职业”生存状态，来探悉这个尚欠规范的特殊“行业”。 “王海现象” 1996年，时届中年的喻晖放下手上的生意，一门心思加入了职业打假行列。15年来，他已是湖南乃至全国打假圈内的知名人士。 此前的1993年，喻晖在长沙创办了一所民营美容美发培训学校。花十余万元从广州购回一批教学设施，用了不到半年，便频频出现故障，甚至险些酿出安全事故，这给学校声誉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喻晖办学血本无归，还欠下了十几万元银行贷款。 投诉无门时，他从媒体上获知了关于打假界“元老”王海的报道，，令他为之一振，后来索性“改行”。 1995年12月，王海成为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设立的“消费者打假奖”第一位获得者，奖金5000元。在喻晖看来，这笔奖金在当时不是小数，但更重要的是，说明官方认可民间打假行为。 王海的职业打假生涯，始于个人维权。1995年3月，这位22岁的山东青岛人在北京一商场购买了两副耳机，后被证实为假冒商品。抱着一试的心态，王海依据1994年1月1日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成功索赔。 这一年，被称之为“消费者维权元年”，一批个人打假索赔者连接出现，是为“王海现象”。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也就是说，成功打假索赔，将获100%的收益。 谈及当初以打假为业的动机，包括王海在内，多位受访者并不避讳其趋利性，“毕竟能赚些钱”。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威力随后不断显现。依靠该法，喻晖也赚到了打假的“第一桶金”。1996年的3月15日，即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于1983年确定的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喻晖在长沙某百货大楼购买了360元的不锈钢产品，后经辨认发现，该品牌的不锈钢产品原产自上海，却贴着潮州厂家的伪造商标。 商场主管出面受理了喻晖的投诉。不到两小时，他拿到连本带赔的720元。由此开始，仅在这一个月，他便赚了1万多元。 “只要我保留购物凭证，随时可以投诉。”喻晖说，但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出台前，消费者缺乏维权渠道，购买了假冒伪劣商品，往往只能自认倒霉。有的商家甚至在显眼处贴出“霸王条款”——出门概不负责。 各有生存之道 “我们是游走在钢丝上的人，如果技能好，能掌握平衡度，就能平稳到达，若心态不好，则会掉下来，摔得很惨。”职业打假15年，喻晖见证了这个群体的起落浮沉——几乎每年都有新人加入，也不乏老人离开。 作为职业打假行业的“领头人物”，王海每次出现在公共场合，都会戴上茶色墨镜，纵然面对公众多次请求露出全貌，他依然不为所动。 “这个主要是为了工作方便，也不想自己平时生活被打扰。”王海对本刊记者解释。在他打假高峰期，随着其名气增大，有些地方甚至打出了“防火防盗防王海”的标语。 王海当初下决心以打假为职业，是因为看中了打假本身也是一个有着较大潜力的市场，他准确地预计到，随着经济发展，假冒伪劣产品会越来越多，打假工作肯定有社会需求。 王海亦是职业打假人中首个以公司打假为主的人。1996年，他创办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随后又成立王海热线工作室。前者帮助企业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并协助执法部门取缔之，后者则为百姓提供免费咨询。 “个人买假索赔有其局限性，不可能成为一个长远的事业。”王海说，成立公司后，可以抵御各种风险，也可以通过组织与组织的博弈，取得胜利。 如今，王海的打假公司事业越做越大，深圳、杭州等地正在筹建新的分公司。他很满意自己现在的打假状态：靠两家不同的公司“两条腿”走路，既可赚钱，也不妨碍帮助、指导消费者打假维权。 与“老板”王海所不同的是，活跃在许多城市的职业打假人，多数仍然是单兵作战。 湖南的黄平国曾试图将省内职业打假人组合成一个公司，后来未遂，“有些打假人完全是冲着赚钱而来，很多理念压根没法合拍。” 既成“行业”，便有竞争，职业打假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多位受访者告诉本刊记者，同行的业务交流几乎没有，碰到打假难题去咨询对方，“人家会很委婉地拒绝你。” 于是，不同的人都有各自的生存之道。 今年62岁的喻晖选择以“交朋友”的方式来打假。喻晖通常会选择正规的商场超市，发现问题商品后，若问题不普遍，他会通知商场值班经理，建议他们撤柜，加强管理。 反之，如该商品为品牌，销售量多面广，性质恶劣，他会以最快的方式将购买经过及商品拍成图片，以书面的形式递交给该商场，“让他们自己看着办”。 他要赚钱，“不赚钱，我吃什么？”但他并不“贪心”，只买几百元左右的商品，“给商家一点教训就行。” 有时候，商场及生产厂家会主动找到他私下和解，让他自己开价。对此，喻晖说，他会按照商品的性质，对照相关法律法规，在赔偿标准下协商解决。 自认拿捏有度，喻晖笑着告诉本刊记者：“我是一个没有绯闻的人。” 与喻晖相较，今年37岁的黄平国打起假来，更“生猛”一些。 黄平国介绍，他购买商品后，会在第一时间将购物发票、产品包装等凭据扫描下来，快递给工商或质检等执法部门。如未在规定的时间内等到官方答复，他便起诉政府行政不作为，其后，才会考虑打民事官司索赔。 一次，在某知名超市购买到过期食品后，黄平国当场拒绝了协调的处理意见，执意让媒体曝光。 近3年间，他申请了四五十起行政复议，被人称之为“较真哥”。一位与黄平国交往甚密的朋友告诉本刊记者，他的每次维权，都是直指企业的违法之举或政府部门的不作为。 与喻晖一样，“较真”的黄平国说，他也与很多“对手”成了“朋友”，“他们新产品上市，甚至有些会将外包装发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是否存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