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定语的前世今生——
“现代女性的骄傲”是怎么演变成“剩女”的
黄帅
如今有关所谓“剩女”话题的讨论，已经屡见不鲜。但人们大多忽视了定义本身存在的问题——“剩女”这个说法并非一直就有，而是后来出现的。在很长时间里，大龄单身女性群体被称为“大女”。“大女”的涵义显然更具中性意味，这与带有“剩下”“剩余”涵义的“剩女”颇为不同。
当代中国最早何时出现对大女现象的关注，已是一个难以确凿考察的事情了。我查阅旧期刊时发现，《社会》杂志1985年第5期刊有一篇题为“未婚大女的爱情心理”的文章，其中提到：“30岁确实是人生最宝贵的年华。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为数不少的30岁上下的大男大女们在爱情和婚姻上却遭到了不幸，找不到知音，不得不孑然独居，这已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普遍的社会问题了。”
其实，在此之前，社会上对大龄单身男性的关注和某些“偏见”更多，所谓“单身汉”群体更能引起舆论和社会学家的关注，而女性适龄结婚，似乎是一个极其寻常、不容置疑的现象。这篇文章也是从对“大男大女们”的叙述来切入，才引出了对大女群体的特别关注。
此后20多年，关于大女群体的描述，更倾向于一种非性别化的“单身”身份意识。在20世纪90年代，类似《给大男大女：心理·婚姻·性医学知识拾萃》(1990)、《中国800万大男大女婚恋实录》(1995)、《单身女子手记》(1995)这样的书籍，虽然一时赢得了读者关注或猎奇，但并未形成现象级的影响力。
有趣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引进出版了美国学者爱德华《单身的挑战》，这本小册子算是罕见的早期关于单身话题的“学术著作”。当然，这个“学术”是要打个引号的，作品里虽然有些学理化的论述，但其基调仍是心理关怀、精神励志式的。而与同期国内的纪实类和虚构类作品相似，它用了“单身”这种中性的话语来描述大龄未婚女性。另一个特点，在于偏爱将单身男女现象放在一起论述，这也侧面说明，当时公众态度，对单身女性群体还没形成独特的关注视角。
反映20世纪90年代初期大女现象的文本——《来自周末单身俱乐部的报告》(1995)一书里面专节关注了大龄单身女性，并给予她们足够的尊重乃至赞赏。书中有这样的记录：
“这些大龄未婚女性，年龄多数在30岁到40岁之间，最大的超过45岁。她们绝没有巴尔扎克笔下老处女的典型特征：阴沉、刁钻、古怪，正相反，她们一个个秀丽端庄，性格开朗活泼，比实际年龄都显得年轻，而且衣着时髦。有的人甚至带来了漂亮的晚装，在盥洗室更衣后才步入会场。她们言谈举止表现出职业知识女性的风度与自尊。她们不仅有大专以上学历，而且有令人羡慕的职业：新闻出版单位的编辑、记者、研究单位的工程师、大学的讲师、合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其中有的人，还是事业上的成功者。她们是现代女性的骄傲。”
于今来看，这段表达颇有“时代特色”，文风还带有那个年代绵延细致的叙述风格，以及关乎宏大主题的情绪，更重要的是，大女群体被看成“现代女性的骄傲”，这大概和女性在市场经济初成年代的崭露头角有关，也和社会经济秩序加速分化的时代背景有关。
但21世纪以来，“剩女”话语明显盖过了“大女”话语。比如，《剩女一族》(2010)、《剩女的一百个提醒》(2010)、《大话剩女：剩女们的快乐生活法则》(2012)、《如何让我们更懂爱：25+剩女的婚恋心理学》(2012)、《中国剩女调查》(2014)等书籍，在近10年的图书市场上颇有受众。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关于“剩女”的书籍和文章，多数没给“剩女”加上引号，这也反映出公众对这类现象某种默认的态度——即使社会上存在一些“善意的提醒”声音，但“剩女”概念的复杂性和它存在的性别偏见的风险，依然没得到足够的重视。
回望历史，这些文本中的绝大部分，早已随着时光的淘洗而湮没在时代的潮流之下，但颇具“史料价值”。重新阅读这些文本，也能看到近几十年来，大龄单身女性的“形象”——从“大女”向“剩女”转变的复杂过程。
制造概念就意味着编织新的话语范式，如果说大女群体的存在是客观的，如何去叙述它就是一个可以主观操纵的行为了。稍有传播学知识的人，或许都不会否认媒体在构建“剩女”形象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对一个群体标签化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而不是取代其复杂内涵，更不该刻意扭曲事实。但对公众情绪的媚俗态度，有助于博得眼球，扩大传媒平台的影响力。“剩女”概念逐渐取代“大女”概念，也就不单单是所谓“男权视角”下的无奈，更是媒体和资本话语“合谋”的必然结果。
2007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列出了171条汉语新词语，其中就包括“剩女”。这大概是官方首次承认“剩女”概念的存在。按照常规说法，“剩女”的最重要特征是“高学历、高收入、高年龄的单身女性”，至于其年龄下限，则说法不一。从多数网络调查情况看，30岁是一个常规性的标准，但在现实生活里，不同人对“剩女”年龄界限的理解差异很大，有人认为30岁年龄尚小，而也有不少女性到了25岁，就有“被剩女”的强烈焦虑感了。
笔者在中国学术期刊网数据库搜索相关内容后发现，截至2017年12月，以“剩女”为题发表在各类期刊上的中文文章共901篇，其中学术论文就有722篇。有40篇硕士论文与之相关，至于各大媒体上关于剩女话题的报道、评论和争鸣，更不可计数。有关“剩女”话题的讨论，在2006年尤其是2010年之后呈加速增长状态，以至于将这个本来有争议性的概念变成了舆论约定俗成的命名方式。
虽然部分媒体和研究者，在对“剩女”话题描述时尽量保持了理性和克制，但在网络信息空间中，“剩女”群体难免引起不同人的各种奇异联想，甚至有人刻意对“剩女”大肆污名化，以证明自己话语权和身份的“高层次”。
这当然是一种荒谬而可笑的思维——因为自己不理解或主观上的偏见，就对他人指指点点、妄加猜测，实在不可取。事实上，排除网上那些刻薄而无知的言论，一些人对“剩女”群体的不解乃至拒斥，更像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行为。
这些判断与我们的日常经验差别不大，也正是在公众态度的“默许”和助推后，“剩女”的形象变得更加“超凡”，以至于不少人认为她们之所以“剩下”是因为太优秀、太挑剔了，这也让一些“敏感”的单身男性颇为不满，进而对“剩女”群体更加不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态度是一种思维惯性。“剩女”这个概念本身就该加引号，它已被越来越多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女性所摒弃。只不过，公众舆论面对一些思维惯性，往往是“认同”，起码不会觉得“过分”，这恰恰是长期以来女性话语权缺失的表现。
即使从最简单的事实出发，“剩女”这个词也不应该存在——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年末，中国男性比女性多出3366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2(以女性为100)，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则高达113.51。另据统计，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100，7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则高达206∶100。你看，假如真要说“过剩”，还真不是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