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证券法修订草案。这是证券法颁布实施21年来的第2次全面大修，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在市场化、法治化道路上迈出了至关重要一步。尤其是全面推行注册制、取消发行审核委员会制度、删除盈利门槛限制等内容，引起市场广泛关注。

　　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伴随沪深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等部门相继成立，全国统一的股票发行审核制度建立，开启了行政主导新股发行审批制，遵循“总量控制、限报家数”等规则。尽管1999年推行的新股发行核准制以强制性信息披露为核心，旨在强化中介机构责任，减少行政干预，但实际上在证券发行过程中仍未摆脱行政干预色彩，仍然是审核制下的非市场化发行。

　　如此一来，证券发行市场产生了新股发行“堰塞湖”、新股发行定价难、新股不败、上市公司退市难、发审权力“寻租”等一系列问题，不仅影响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增加了市场各方对发行制度的不确定预期，还使得监管部门长期在本该由市场定价的领域投入了过多精力，难以全身心投入市场监管工作，既没有“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没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资本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前沿阵地，要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重，最重要的抓手之一就是打破证券发行监管中的行政审批思维，加快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证券发行制度。这是推进证券市场迈向法治化、市场化的过程，是还权于市场的过程，也是监管部门反复强调精简优化证券发行条件、调整发行程序、强化信息披露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然，全面推行注册制，以市场之力“筛选”有发展前景的新股，带有一定“宽进严出”的意味，但绝不等同任何企业均能滥竽充数发行新股融资，更不应理解为注册制推行将“一步到位”或“一蹴而就”。

　　删除企业盈利门槛限制，更要求监管部门必须进一步加强监管，完善与证券发行市场化改革相配套的法律制度体系，努力在“便利企业融资”和“保护投资者”之间保持平衡。这些基础性制度还包括投资者维权制度、诉讼制度、违法行为处罚制度、退市制度等。一方面，监管部门要落实大幅提高违法成本相关规则，压实中介机构市场“看门人”法律职责，夯实券商风控能力，提高交易所一线监管水平。另一方面，修法效果如何，关键还要看有关机构如何执行，监管部门要拿出决心和毅力真正放权给市场，让新股的市场定价发挥决定性作用。

　　从注册制推行的节奏看，各方既要考虑市场承受能力、防风险要求，稳妥推进其他板块注册制改革，又要特别明确注册制推进的分步到位特性，不同板块、证券品种需要分步、稳妥实施，避免片面追求速度。（周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