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5月08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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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 下一篇 摄影从宣传美学、做作美学走出来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实习生 王洁芬
5月4日，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杨小彦与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艺术设计学系主任冯原、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胡斌以“摄影，作为重要的社会事实”为题在方所展开对谈。讲座围绕杨小彦新近出版的摄影研究专集《看与被看——摄影中国》展开，该书收录杨小彦自1985年以来关于当代摄影的访谈、评论、发言、文论等。
摄影 是一件社会性的事情
过去，艺术界和摄影界是分离的，如今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互联网时代以来。今天已经被认为是视觉时代，影像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年轻人最重要的表达方式。艺术和摄影开始互相交融，艺术界的人越来越关心摄影和影像，，摄影界也越来越发现，必须从艺术界汲取灵感和方式，才能使从1839年以来的艺术样式获得全新的发展。
杨小彦说，这本书就是一种交代，这里面有很多中国摄影家和他的第一次对话，他们越来越成为摄影家，但当年只是作为他的朋友。“我是用我的组织方式、编辑方式、评论来和中国摄影家发生关系，里面很多我提及的摄影家真的是我的好朋友，有很多年的交往，有些朋友已经去世，有些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摄影家。但当年我们是友谊开始，从认知开始，从一个具体的问题研讨开始，一直到今天。”
为何以‘看与被看’为题？1988年，杨小彦写了一篇文章《站在关于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当时摄影界讨论的更多的是光线、光圈、镜头、构图、主题、叙事，等等，但没有站在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角度讨论。“你为什么拍他，他对你意味着什么，这种互动关系和摄影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不是本能”，杨小彦解释，“很多年以后我才发现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看与被看’才是我们讨论摄影最重要的动机，我也在这当中意识到摄影是一件社会性的事情，而不是单一的观看。”
开始一个
个人观看的时代
作为视觉文化的研究者，一张具体照片的好与坏不是杨小彦关心的，他认为，与其讨论一张照片如何，不如讨论照片反映的现象和它背后的问题。由此，杨小彦便是推动中国的摄影实践从宣传美学和做作美学中走向关注现实的“纪实摄影”的重要参与者。杨小彦把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纪实摄影看成是一场文化运动，在价值观上主张摄影直面社会现实，以不加粉饰的真实影像对现实问题发问，通过影像传播推动问题的解决。
在杨小彦看来，摄影是三部历史，一部是记录对象的历史，一部是如何记录对象的历史，第三部是如何保存底片、修改底片、删改底片、销毁底片的历史。从1949年到1976年，那是一个只有摄影、没有摄影家的年代。因为所有摄影家都按一个模式拍照，所有的画报都是一样的。到了改革开放，终于有了观看摄影的时机。
2000年以后，中国摄影界又出现了另外一个现象，杨小彦把它称作“抢占题材高地”：“摄影家拍得好是因为这个题材，拍了这个题材之后，我跟你没关系，我拍了你就不能拍。于是他们搜肠刮肚地去找这种题材，当中也暗含了一个讨好西方的现象，按照国外图像的选择来拍照。”
于是，在2003年于广东美术馆展出的纪实摄影大型展览《中国人本》上，杨小彦提出，这个展览可以视为中国纪实摄影运动恰到好处的终结。“我们要开始一个个人观看的时代。纪实摄影成为文化语种，是基于我们的现实的，一旦这个现实的背景逐步消失，图像不再成为空白的时候，个人观看当然要强调，因为摄影本来就是个人的。重要的是摄影家，然后才是摄影。”
纪实摄影是有目的的
冯原回顾早年与杨小彦的交往，并认为杨小彦是中国摄影界的先行者。今天摄影不再像过去一样有门槛，今天所有人都拥有手机和相机，今天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但我们还是要回到三十年以前，在那个年代，摄影作为承载图像的工具，跟纯艺术是有差别的。油画、古典音乐都是纯艺术，但摄影跟建筑一样，深刻地交织在社会生活中。在那个年代，绘画和摄影相互分离，存在所谓的纯粹性。杨小彦敏锐地理解、知道，交集社会中的摄影更具有意义。
胡斌从美术馆管理者及策展人身份谈及纪实摄影在我们当代艺术展览中逐渐不被重视。“作为当代艺术的策展人，我们更多地是看观念、创新，纪实摄影并不是所谓的现实的记录，它是有目的的，更多的是反映底层的苦难、悲情。”胡斌指出，观念摄影这种表达方式已经不是那么新颖了，它不能给我们带来新的认知。我们关注的是新颖度，所以在西方也出现了一种反新闻摄影和反纪实摄影的表达方式。它就是不去捕捉暴力性的场景，它就是不去反映所谓的典型的悲惨的那一瞬间，它就是要破除这种构图和美学的选择。
朱绍杰、王洁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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