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溯到2007年前，那时的于仲达是界首市一名广播记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多次报考研究生，均因英语成绩不合格而失败。2007年，于仲达离开家乡，到北京大学做了一名旁听生，一坚持就是6年。他把自己的经历、人生感悟、学术思想等变成文字，先后出版了《北大偷学记》、《我在北大听文学》等。
（图 \ 北大旁听猫）
“农村少年的梦想”
上世纪70年代，于仲达出生于界首市的一个小村庄。父亲是教师，，后来做了乡镇干部。
于仲达自幼爱读书，读中学时，他独自到县城的图书馆,借阅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和顾城的诗文集等，书中的内容深深地吸引了他。这些书伴随了于仲达的整个中学阶段，让他萌发了人生的第一个梦想：要当个作家，当个诗人。
生活与理想总有一些差距。1998年，于仲达毕业后进入界首市广播电台工作，成为一名广播记者。
期间，小城单调的生活让于仲达一度感到痛苦，他不满足于这种生活，于是，一边工作，一边观察社会，写下了30万字的随笔《暗夜里的过客》，并渐渐迷上了鲁迅。
为改变命运，于仲达工作之余苦读，备考研究生，但因为英语差，没有过关，痛失迈入高等学校深造的机会。
在此期间，于仲达的系列网文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深圳大学、安徽大学的学者先后通过网络和他联系，希望于仲达报考他们的研究生，但他的英语一直是个难题。
一次偶然的机会，于仲达听说旁听生在北大已成为一种现象，占据了某些教授课堂的较大比例。于仲达眼前一亮：“考不上这些教授的研究生，我就去北大旁听他们的课程。”
“为求学住进地下室”
刚进入北大时，于仲达发现，旁听是北大的传统。一次，某知名教授对当天到场的学生进行调查，发现课堂上的30多名学生，真正来自北大的学生只有五六人。
对于这些旁听生，媒体称之为“北大边缘人”，而北大在学术上则与在校生一视同仁。渐渐地，于仲达发现，这些旁听者来自五湖四海，身份各异，有些人为了旁听，甚至在北大附近的建筑工地上做苦力，扛沙包，卸钢筋。
与他们比起来，于仲达是幸运的，去北京之前，他曾发表过90多首诗歌，在界首乃至阜阳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在北京，于仲达被一家杂志社看中，每月工资4000元左右。即便如此，最大的压力依然来自经济。
刚到北京时，于仲达租住在北大中关园附近的学生宿舍，几个月后，他不得不另觅住处，住进了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好景”不长，两年以后，北京整顿、规范地下室，相关部门经常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后立即要求业主关闭。
有段时间，于仲达辞去了杂志社的工作，搬到中关村附近居住，在这里寻求新的工作机会。于仲达在中关村投了很多份简历，才勉强找到一份工作。有时为了找一个客户，要反复地在公交和地铁上折腾很多次。好在北大的课程设置十分特别，每天8时到21时，均有教授讲课，学生们可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
“从北大偷学到悟道”
于仲达说，北大有三宝：图书馆、教授的课程和各种学术讲座。记得刚到北大图书馆不久，他发现了学者钱理群读硕士时候的论文，高兴得差点叫起来。因为，这对于他了解钱理群的学术思想进程很有帮助，而在校园之外，根本没有这样的资料可以学习、借鉴。
从北大教授们的课堂讲学和著作海洋中汲取了不少知识与营养，于仲达开始独立地提出自己的质疑，在精神和思想的领域进行探索，并提出一些反思。
2011年6月，于仲达写的《北大偷学记》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全国销量达6万册左右。让于仲达感到欣喜的是，很多北大的学生也在读这本书。不过，这些学生却不知道作者就在他们身边。
一次，于仲达到图书馆找资料，一名大学生得知他就是于仲达，一把抓住他的双手，请于仲达在他正在阅读的《北大偷学记》上签字。
于仲达说，除了个别课堂自己旁听遇到了阻碍，基本没有老师会拒绝他的求知，有善意的北大教授甚至会花很长时间在课堂上解说他提出的问题。他说，在北大的日子，不仅仅是学习的过程，更是解决自己精神困惑的一种人生历程。结束了6年的北大生活后，于仲达选择了回家。“最重要的是，我需要一个安静的创造环境。
《我在北大听文学》
本书精选了作者于仲达对诸多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如鲁迅、周作人、沈从文、萧红、张爱玲、顾城、王小波等的解读。在引入钱理群、何怀宏、曹文轩、陈平原等北大名师观点的同时，作者也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精神追索，提供了独特而深刻的文学思考。
以钱理群为例，作者通过其讲解而对鲁迅产生较为深刻的理解。但后来，作者以禅宗超越鲁迅的看法却是，鲁迅不能离开“有”而论“无”，不能离开“中间物”来谈“无所有”，认为“在学习鲁迅精神批判东方专制主义的时候，是否仅仅将鲁迅作为一种手段呢？以毒攻毒，专制之毒没了，‘鲁毒’又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