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摸清智能化战争制胜机理，率先提出与智能化战争相适应的先进军事理论，并以此牵引武器装备成体系发展，谁就能赢得未来战争的主动权。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军事战略、作战样式、作战能力需求和具体作战运用需求，从不同层次牵引着武器装备向前发展。

前不久，在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中国航天科工和航天科技集团展示了3款具备反舰功能的弹道式武器系统，引起海外媒体极大关注。

（一）

虽然反舰弹道导弹这个概念和其基本技术原理不是中国首创，但中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将这种“看似不可能”的“脑洞”技术，研发成高精度反舰弹道导弹的国家。这得益于中国善于利用看似科幻的作战设想在技术上的可行性，在具备技术后发优势的基础上，对各类具备实际操作性的“脑洞”技术进行重点攻关，从而成功研发成武器系统并投入使用，进而实现武器装备研究的良性循环。

从这个意义上说，“借鉴想法”对于中国军工技术的发展进步极为重要，但对于中国军队来说，随着战争形态的变化发展，武器装备水平的不断提高，单纯依靠“借鉴想法”很难实现弯道超车。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原始创新，特别是军事理论的原始创新，以掌握未来战争制胜机理，指出未来战争的可能图景，从而牵引军事技术的发展，实现武器装备的跨越式发展。

未来战争或军事博弈是整个军事体系的较量与对抗，一两件撒手锏武器无法改变战争或博弈结局。而体系作战具有“木桶效应”，木桶容量大小并不取决于木桶中最长木板的长度，而是取决于最短木板的长度。即使把木桶向长板方向倾斜，能使其容量有所增加，但增量是十分有限的。如果说在冷兵器时代和机械化战争中还可以“一招鲜，吃遍天”，那么在未来信息化体系作战中，一个弱点就可能导致全盘皆输。兵无常势、战无定法。犹如田忌赛马一样，战场上的体系与体系对抗，永远不可能是长板对长板、中板对中板、短板对短板，作战双方谁也不会把自己的弱项暴露在对手面前，但谁也逃避不了自己的某一项成为作战体系短板的现实。这就要求我们在军事斗争准备中，在善用体系长板消减短板效应的同时，对原作战体系缺陷进行补强，避免因木桶深度不够而造成体系回旋空间不足，制约体系作战能力产生质的飞跃。更加重要的是，根据未来战争制胜机理，全面创新军事理论，构建全新的作战体系，并成体系研发武器装备，方能使体系作战能力迅速提升。

（二）

从军事变革进程看，把先进技术嵌入武器装备比较容易，而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军事理论体系和编制体系，则要困难得多。曾任美国国防部基本评估办公室主任的安德鲁·马歇尔认为，军事革命成功与否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建立能够最有效地利用技术的作战理论和编制，“根本的问题是思想方面的问题”。军事理论对武器装备发展具有重要的先导作用。先进的军事理论既是武器装备更新和军队组织体制变革的必然结果，又是进一步发展军事技术、更新武器装备、改革军队组织体制和改变军事实践方式的先导。

200多年前的美国，只是英帝国在美洲的殖民地，没有专门的海军，两艘双桅帆船就是全部家产。19世纪20年代，美国海军理论家马汉提出了“制海权”理论。马汉认为，谁拥有优势的海军，谁便能控制海洋，夺取制海权。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强国，必须首先控制海洋。控制了海洋就控制了海外贸易，控制了世界财富，进而可以统治世界。美国要想成为世界大国，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近海防御体系，大力发展远洋海军，控制海上交通线、海上咽喉要道及要塞。1903年，曾在美国海军服役过的罗斯福入主白宫，他运用马汉的理论，加快海军战列舰、巡洋舰、潜艇、航空母舰和舰载机等武器装备的建设，让美国迅速摆脱大陆战略，海军得到快速发展，并成为世界海上军事大国。

目前，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信息化战争正向智能化战争演进，各国军队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谁能摸清智能化战争制胜机理，识得智能化战争的真面目，率先提出与智能化战争相适应的先进军事理论，并以此牵引武器装备成体系发展，谁就能赢得未来战争的主动权。正如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提出星球大战计划一样，促使许多新军事技术诞生，导弹防御系统、定向能武器、粒子束武器等大量新式武器装备不断涌现。

（三）

和平时期，根据军事斗争形势进行战争准备，军事理论研究不仅要思考如何发挥现有武器装备的作战效能，而且要研究下一场战争对武器装备的需求，并以此牵引武器装备发展。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军事战略、作战样式、作战能力需求和具体作战运用需求，从不同层次牵引着武器装备向前发展。

根据军事战略制定武器装备发展战略，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通常都按照“威胁预测——制定军事战略——提出武器装备发展规划”的程序，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武器装备发展战略。而且，武器装备发展战略只有符合军事战略的要求，才能得以很好地落实。

同时，不同的作战样式，要求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并使用与其相适应的武器装备。纵观人类战争史，每一次武器装备的重大发展都源于作战样式的发展，步骑战理论促进了矛戈向刀枪的转化；攻坚战促进了火药的发明与火器的兴起；“制空权”和“制海权”理论的提出，促进了空中和海上武器装备的发展，并诞生了空军和海军两大新兴军种；第四次中东战争和海湾战争后提出的高技术战争理论，极大地促进了精确制导武器、夜视器材和电子战装备等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发展。如今，“制信息”权理论的提出，大大促进了各种侦察监视平台、电磁战武器系统的发展；“制智权”的提出，将促进智能化武器的诞生和蓬勃发展。

作战能力需求则是推进武器装备发展的内动力。作战能力需求是军队为达成预定作战目标对能力提出的要求。军队战斗力的形成，有赖于突击能力、机动能力、防护能力、保障能力等多种能力的协调配合，是多种战斗能力和保障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能力的缺乏或不足，都将导致整体战斗力下降，出现人们通常所讲的“短板效应”。而各种作战能力又以具体的武器装备为基础，为避免出现“短板效应”，对不同能力的作战需求，决定了适应不同作战能力需求的武器装备建设的轻重缓急。因此，能力需求将决定一定时期内和一定作战任务条件下武器装备发展的重点。从矛与盾，到枪炮与防弹掩体，再到坦克与反坦克导弹这种矛盾统一体，直至现代武器装备系统中的飞机与防空武器、潜艇与反潜武器、导弹与反导系统等，无一不是作战能力需求牵引下，武器装备发展重点不同的结果。

另外，武器装备的作战运用也是牵引武器装备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武器装备运用是武器装备在具体作战环境中的使用。一定型号的武器装备，从研制开始就是准备在一定的背景下运用的。这种具体的运用背景，对武器装备战技性能提出具体要求，从而出现了武器装备的系列化和多样性。

当前，通过工业体系建设，我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国防工业技术体系，但如果想要实现武器装备的弯道超车，仅有制造能力甚至改进能力还远远不够，关键在于高瞻远瞩，最先认清未来战争面目，实现军事理论的现代化，如此才能研发出足以改变战争形态的先进武器装备，赢得未来战争的主动权。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安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