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和国有投资增速的“剪刀差”持续扩大。1~4月份，民间投资同比增长5.2%，增速比1~3月份回落0.5个百分点，这是民间投资增速连续第4个月下滑，与去年同期12.7%的增速相比，更是大幅回落。目前，民间投资增速只有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一半，仅为国有投资增速的1/4。这意味着，去年以来“稳投资”全面发力全靠国企支撑。
在融资利率不断走低、破除行业准入门槛的政策一波接一波的情况下，民间投资增速回落之快、投资意愿之低迷值得深思。此外，被国家寄予厚望，并在融资、股权上有激励的PPP，也遇到落地难的问题。今年前4个月，民间资本投资铁路项目占全部铁路投资比例不到3%。当前，民间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2/3，占制造业投资的88%，民间投资增速下滑明显拖累总体投资。
基于此，国务院近期派出了9个督查组赴18个省(区、市)开展实地督查，组织开展第三方评估和专题调研。过去普遍认为，投资回报率下降、融资成本高企、准入高门槛等是民间投资不振的罪魁祸首。但是，从督查的结果来看，上述原因充其量是“帮凶”，此次督查反映出来的最大问题，是体制成本带来的不可测风险及对民间投资的阻滞。
近日，国务院专项督查组调研黑龙江省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情况时，一些受访的民间企业家反映，遭遇政府“JQK”式招商，即：“先勾我们进来，圈块地给我们，然后再尅我们”。
近年来，黑龙江省民间投资的规模稳步扩大，非公经济占经济总量比重从2010年的48%提高到2015年的52.6%。其中，2015年黑龙江非公经济增加值同比增长7.3%，增幅高于地区生产总值1.6个百分点。
但是，少数国企长期占据城市经济绝对主体的局面，造成企业办社会、上下游分工粗略，民企生存的环境不佳，多数民企基本靠国企“摊子大”来承揽上下游配件的生意，基本不具备平等独立的谈判地位。长期以来，在国有经济动员能力强和大项目组织效率高、拉动经济效果显著的惯性下，地方形成了明显的“权力型经济”，，社会信用基础秩序较弱，导致民间投资退避三舍。在经济周期下行、转型呈倒逼之势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短视倾向、机会主义气息浓重。
或许，这只是体制成本高企的一个缩影。今年4月份，以往快速增长的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等新兴行业，也出现了盈利明显下滑的现象。反映出的问题是，基于产业转型业绩考核，地方政府在扶持新兴行业上，存在“一拥而上”、“遍地开发”的毛病，从而造成新的产能过剩，逼迫这些行业有“拼成本”、“低端化”倾向。
另外，今年以来，企业债违约明显上升，且违约债务人以国企居多，这折射出维护社会信用丝毫不可松懈。经济增速下行，叠加去产能和去库存加速，企业借改制、重组，甚至是扭曲“债转股”本意等形式，“逃废债”的现象自然会增多。这其中，不可忽视地方政府基于稳定、就业、经济增长等短期考虑，干预债务重组。倘若任其蔓延，势必进一步恶化信用环境，影响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媒体披露，5月12日，中城建控股致函央行金融稳定局，呼吁央行采取行动，因为出于转移优质资产的怀疑，重组造成了投资者的“过分担忧”。中城建在进行一场复杂的资产重组之后，4月下旬被一只私募股权基金接手控股权。这种担忧非空穴来风。此外，P2P风险大面积爆发、非法集资卷土重来，以及医疗纠纷不断、学位房价格居高不下等等，无不折射出市场化过快推进，而监管滞后凸显出来的体制高成本。
事实上，民间资金相当充裕，经常有私人老板咨询笔者，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他随时可以从朋友圈内筹集数亿嗷嗷待投的资金。
人工、融资成本可测，但体制成本不可测，有时候或高得吓人。由此，民间资金过去几年短期炒作，买入某种资产并不是为了长期持有，而是为了涨价出售，网红也好、新三板也好，博傻游戏持续不绝，只要能够卖给下一个傻瓜就行。
近期，房地产成为民企追逐的对象。目前，房地产开发投资领域，民间投资占比超过了70%。5月30日，国务院督查组称，今年1~4月，北京80%的民间投资投向房地产，方向和结构还非常单一。不难理解，相比其他资产，虽然现在来看，楼市投资风险也大，但总归有某个地段的砖头瓦块和产权证在，房地产抵押银行终归还有确实的资产，这也是所有人看重房产抵押、“地王”不断的根本原因。近期，“地王”不断，但不同于过去几轮“地王潮”为央企国企垄断，民企(如闽资、江浙资金)参与的积极性空前提高，这折射出体制因素导致不可测风险加大的“囚徒困境”下，民间投资的无奈选择。
